请让儿童能在父母工作地上学

古之士大夫

部分城市降落户门槛 外媒：少数幸运儿受益
2015-10-04 05:11:00　来源: 参考消息网(北京)
作为湖北省一个小山城的年轻女子，袁泉在人生路上曾克服重重困难。她赢得了北京一所知名大学为数不多的几个非本地生录取名额之一，在首都生活了14年。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网站9月25日报道称，但是，袁泉将来领取的养老金与家乡的较低生活成本关联，所以她的薪酬比在北京出生的同事要低得多。她不能得到相同的便宜医疗。如果她有了孩子，她将不得不支付远远超过本地人的教育费用。
报道称，低技能国内流动人口经常遭受的歧视在中国引发诸多争论。但像袁泉这种受过良好教育人士的处境鲜有人关注。最近的户籍制度改革旨在帮助高技能人士摆脱困境，但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受益。
报道称，中国的每个人都有一份户口，登记着他们在哪里出生，给予他们权利在出生地以补贴价格享受教育和医疗服务。政府长期以来利用这套制度来控制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人进城打工。由于城镇低价医疗和教育只提供给那些有本地户口的人，该制度充当了人口流动的制动器。渴望进城赚取较高收入的年轻劳动力没有被吓倒，但他们通常会把孩子和老人留在家乡。政府乐得如此：它担心制造出有可能会难以管控的贫民窟。
不过，地方当局确实有点担心这种局面对袁泉之类人的影响。他们被认为是中国打造创新型和服务型经济的重要贡献者，但户籍制度给这些人带来大难题。张文霞来自湖南省，在北京的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她说，她正考虑返回家乡，因为那能让孩子有更大可能性考上一所好大学(高考必须在户口所有地参加)。来自江西省的谷子希望继续在首都开录音棚，但她表示，她也许会把女儿送到国外完成学业，因为国内高考对户口的要求太复杂。为了便于白领在全国各地流动而无需担心额外的福利费用，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允许62个城市和地区制订新规，其中包括实行积分制，按照申请者的受教育水平、工资和纳税情况等标准打分。献血等“好公民”表现也能积分。积分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就可以在当地落户。
报道称，袁泉也许有朝一日会走运：她家所在的北京市通州区将获准试行积分制。这很罕见。中央政府告诫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不要实行大幅改革，因为它们已经够大的了，政府希望让小城市加快发展。户籍仍然被认为可用于调节步伐。
在广州，按照积分制申请落户者必须在该市缴纳社保四年以上、无犯罪记录并遵守国家计划生育规定。但是，自2011年起，有着900万流动人口的广州市把每年落户人数限定在3000人以内。
报道称，这对北京市通州区的流动人口——占该区1300万居民总数的约一半——来说恐怕不是个好兆头。他们以及首都的其他类似人群常常被戏称为“北漂”。如果通州像广州一样严格，那么，这里可能每年也一样只会有区区数百人从户籍改革中受益。(编译/何金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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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留守少年出走留信:下辈子不做穷人家孩子
陈家祎，身高1米67左右，戴眼镜，离家出走时穿白色T恤、白色九分裤、灰色运动鞋。如果您有线索请拨打本报热线962000，让家祎早日回家。
新安晚报 安徽网讯“我死后，请不要再去烦其他人了，我的死只和我个人有关。我死后尽量保持我肾的完整，卖 掉 后 应 该 值 些钱……”8月31日，六安市17岁高二学生家祎留下“遗书”，称要在7天内“脱离”，随后离家出走。家祎的父母远在上海打工，次日得知消息立即赶回家寻找，然而昨天已是孩子出走的第7天，仍没有任何线索。
9月1号是开学的日子，家祎却选择在开学前夜离家出走了。
8月31日，班主任一直没有等到家祎来报到，到了晚上打电话也打不通，随后赶紧联系了远在上海打工的家祎父母陈先生和潘女士。夫妻俩第二天一早急忙赶回家中，也找不到家祎，却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封“遗书”。
“爸，妈，没想到现在才写这东西，其实很早以前就想写了的，唉，现在匆匆忙忙地都不知道写些什么。嗯。首先，我其实已久（经）计划了很久的，只是因为很多事情才耽误这么久。第二，我死后，请不要再去烦其他人了，我的死只和我个人有关……下辈子不做穷人家的孩子。”
在抽屉里还有另一张字条，也含绝笔之意。“亲爱的爸妈，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也实在不想多说，这个世界太累了，而我又是个弱者，我走了，不用找了，七天，就七天，我便可以脱离了。”
家祎就这样，什么都没带，留下两张字条，走出了家门。
家祎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排中上等，平时与同学合租在校外，老师对他的评价是遵守纪律、尊敬师长，在父母眼中他也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潘女士与陈先生一直在上海打工，就在家祎离家出走前一周，潘女士还与儿子通过电话，“当时就是问一些学习上的事，作业做完了么，再问吃穿上还需要什么。”
“孩子当时有一些情绪，他说我天天就问这个事。”潘女士说，她和丈夫并没有在意，不料再接到电话时，已是儿子离家出走的消息。“真的平时对他的关心太少了。”陈先生满心内疚。
这几天，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只要与孩子有关系的人都出动了，六安的大小公园、烂尾楼、桥洞等只要能躲人的地方都找遍了，却一直没有家祎的消息。
9月4日，六安下起了雨，陈先生在朋友圈里写下：“下雨了，孩子，我不知道你是否淋雨了……我不知道下一秒怎么过……”“今天就是第七天了，他妈妈已经崩溃了，再找不到，我自己也要疯掉了。”电话里，陈先生又在抽泣，“孩子你告诉我一个消息，上不上学都没关系，不怪你，回来就可以了，过得平安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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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弑师留守儿童:我们不满14岁 打死人不用坐牢
本文转自无界号外
2015年10月20日，13岁的刘宇(初三)穿着校服，戴上手铐，被警察带回了湖南邵东县廉桥镇新廉小学。作为曾经的“三好学生”，再次回到熟悉的校园时，他的身份已是“千夫所指”的“杀人犯”。
两天前，他与两位玩伴赵民(12岁，初二)、孙斌(11岁，小学六年级)在这里杀害了乡村教师李桂云。
少年杀人是这出悲剧的第一惊奇。杀人的手段和行凶者们的年纪反差太大：彼此无冤无仇，突然棒击、拳打脚踢、不顾求饶、抢劫索财、捂脸至死后，掩盖现场，之后如常上课上网……
被劫杀的李桂云并非与行凶者素不相识。这位53岁的小学老师有31年教龄，在事发的新廉小学已任教9年。她虽不曾教过行凶的三人，却与刘宇、赵民在这座不大的校园共同度过了6年。
学生杀老师，是这出悲剧第二惊奇。为人和善、教学有方的李桂云在当地受人爱戴。行凶者浮出水面后，带给活着的人们一片错愕、惋惜、愤怒、不解。
事件何以在三个未满14岁的在校学生与受人爱戴的老师之间发生?他们各自的命运有着怎样的致命交集?已入歧途的少年能走向何方?
命运交集的最后一天，讲述的是少年犯罪背后的留守困境、网瘾之患、教育悲剧和法律争议。
“以校为家”的教师
李桂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是从送女儿刘洁上县城参加教师培训开始的。
2015年10月18日早上七点多，李桂云做好早餐，送女儿上了去县城的班车。一切如常，似乎根本不会有别的可能了，在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她将为女儿女婿做上一顿可口的晚餐。
上午十点左右，李桂云从学校宿舍步行去两公里外的镇里买菜。一位在菜市场里卖菜的亲戚看到了她，李桂云走过去，手摸了一下麦豆，问多少钱一斤?“九块。”她没舍得，就走开了。
没有人会想到，李桂云会死在自己任教的学校里，“而且还是以一种惨不忍睹的方式。”
这位留着齐额短发的乡村女教师，身材瘦小，1.5米的个子，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周围人的印象里，待人和善，几乎从不与人争吵，“小孩都没得罪一个，说话都不高声，不大声的。”
李桂云出身贫寒，从小就受了不少苦。1984年，她当上了乡村代课教师;十年后，转为了正式编制;没过几年，丈夫下岗;2013年，丈夫脑癌去世，留下刘桂云和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
细心的同事发现，李桂云丈夫去世后，李桂云不那么爱笑了。“她有时会感慨自己命运不好，唉声叹气。”她的生前好友兼同事周巧云知道她是还没有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走出来，私下里，“她一说起丈夫，就忍不住哭。”周巧云总会安慰：你现在好了，女儿如愿当了老师，也找到了归属，可以享福了。
不爱打牌不爱交际的李桂云，生活简单到堪称单调——上课、备课、吃饭、睡觉、上课……每天“教室-宿舍”两点一线，周末出去买菜、会友、访亲。她多年来一直住在学校，兼职守校，成了当地人眼中真正的“以校为家”。
因为积蓄不多，直到今年暑假，李桂云才在廉桥镇里买了一套毛坯房，打算三年后退休了住。
直到10月25日晚上的追悼会上，仍然有人不无惋惜的感叹：如果不是女儿刘洁恰好周末要去县城培训，如果不是在镇里当医生的女婿周日刚好值班，如果不是另一位一同义务守校的人中午刚好有事外出，如果新房早点装修好，不住在学校了……那么结果或许会完全不同。
李桂云买房的钱是多年积攒而来。朴素、节俭是她留给身边人的普遍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桂云会在晚上把煤球熄灭，第二天重新烧起，“连多烧一个煤球都舍不得，别人劝她也没用。”周巧云说。
她的节俭也有例外。同事围在一起说到“遇到抢劫的时候会怎么办”时，李桂云的答案总是简单而坚定：“我不要钱，钱都给他们，我要命。”
这符合她一直以来的朴素愿望：只想安稳的教书过日子。然而，命运最终并未垂青这点并不奢侈的愿望。
这个愿望终结在了2015年10月18日中午，因为不期而至的三名少年。
“断了线的风筝”
李桂云买菜时，离她不到50米外的黑马网吧，刘宇、赵民、孙斌正在上网玩游戏。两个多小时后，四个人将在两公里外的新廉小学致命相遇。
来镇里玩游戏前，有人看到刘宇三人和其他五六个年龄相仿的学生，围在家门口说笑，商量去镇里上网的事。一位当时打了退堂鼓的学生事后回忆，“侥幸逃过一劫。”
指认现场时的平静符合刘宇一贯的孤独封闭。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淡漠和早熟始于何时。他的小学班主任颜红玲回忆，刘宇小学时骑车把下巴磕破了，“一点都不叫、不哭、不闹。”他的初中班主任唐建友感受更直接——刘宇有时和同学闹矛盾言辞比较激烈，“他看上去很内向，但骨子里特别固执。”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多少源自他并不美好的家庭。其亲生父母都是再婚，家贫百事哀，彼此关系并不好。“有一次我去做家访，针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刘宇父母意见不合，当着我的面就吵起来。”唐建友说，刘宇父母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非打即骂。
叛逆伴随。“我不喜欢他们!”刘宇说他内心的想法无人可以倾诉。他开始抽烟、逃课、偷窃、打架、通宵上网、连续十多天旷课……“学坏了”的刘宇，家里的奖状也停留在了小学五年级。
“坏孩子”刘宇并不缺同伴。家住不远的赵民、孙斌就是他的铁杆，他们“一起玩，一起闹，也一起做坏事”。
赵民、孙斌是典型的留守少年。赵民的父母因诈骗入狱了，孙斌的父母常年在四川做生意，他们都只能由身体不便的爷爷奶奶带，“管不住孩子。”
在刘宇的家门口，时常聚集着来找他玩的小孩子，邻居经常看到他们一帮人吹着口哨，“闹哄哄”的路过。“大孩子”刘宇成了中心，就如后来他在弑师案中的角色。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学坏很简单，也很正常。”熟悉三个少年的村民案发后感慨，“最坏事的是网吧。”
三个少年在一起做的最多的是上网。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的依托的他们，最终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慰藉、刺激和成就感。“可以拿刀枪打打杀杀很刺激，打赢了就特别有成就感。”刘宇事后对新华社记者说，“特别是被爸爸骂了，更想上网去发泄。”
致命的一小时
回校，锁门，做菜，吃饭，一切按部就班的完成后，李桂云在12:20和女儿刘洁进行了手机视频通话。在视频里，李桂云说晚上要做一顿好吃的，女儿则叮嘱母亲要锁好校门，注意安全。
谁也没有想到，这成了她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等到刘洁一个小时后再打电话给李桂云时，已经打不通了，她当时不知道的是，她的母亲正在遭受一生中最绝望的一小时。
对这段时间李桂云的遭遇，当地宣传部门的最新一份通报言简意赅，尽可能隐去了其中的暴力血腥——刘宇三人一同上网之后，到新廉小学玩耍，因感到肚子饥饿，到学校小卖部偷东西吃，被独自守校的女老师李老师在操场发现，劝说离开，他们担心她报警，临时起意酿成惨剧。用布堵住老师嘴巴，至老师窒息死亡。
这一小时具体发生了什么?”警方通报、知情官员、家属陈述、死者同事，以及刘宇三人透过工读学校负责人的间接回忆，还原了完整经过——
当天12时许，刘宇三人商量来新廉小学玩耍。13时左右，三人从东侧翻墙进来，在校园里晃悠，因为饿了，想去一楼小卖部偷点东西吃。在他们寻找破门工具的时候，被正准备午睡的李桂云发现了，李桂云叮嘱他们不可以吵闹。
三人并没有理会叮嘱，而是继续用肩膀使劲推小卖部的门。这时，三人隐隐约约听到二楼李桂云开窗户的声音，“是不是老师发现我们了?”他们有点慌了，决定去试探一下。
三人上去敲门，假装来喝水，李桂云热情的接待了他们。事后，许多人相信，这次喝水，让三人注意到了李桂云买菜回来放在桌子上的钱包，并因此动了抢劫的心思，“大概有400块钱，其余很多证件和卡，所以显得有点鼓。”
三人喝完水，又继续到楼下去冲撞小卖部的门，并从教学楼一楼杂物间找来一根铁棒，撬开了小卖部的门，偷走了一些面包、棒棒糖。这时，似乎又传来了楼上开窗户的声音。三人不放心，决定再去试探一下，“老师你开校门，我们要出去了。”房间里的李桂云回了一句，“要得!你们到操场上等，我等一下来开门。”
很快，三个人到了校门外，等李桂云回去后，三个人心里越想越没底。
“我们今天做这个事，老师肯定发现了，我们回去把她打一顿，让她不要讲出去。”
“她还有钱，我们抢过来。”
“我们还没有14岁，就算打死人了，也不用坐牢。”刘宇的这句话，无意中成了当天最可怕的潜意识。
三个人马上翻墙回到校内，再次从杂物间找来了两三根木棒，来到了李桂云宿舍门外。
赵民依旧扮演了引诱开门的角色，房间里传来李桂云的疑惑声，“是谁?”三人都没有做声。就这样沉默了三四分钟，李桂云以为人已经走开了，刚刚开门探出头来看，就被隐藏两侧的刘宇和孙斌打了一木棒。
第二棒打下去，李桂云头上出血了，接着第三棒，到第四棒时，木棒打到了围墙上，断了。
三人继续拳打脚踢，还有人拿上了剪刀上来。
此时的李桂云早已被打趴在了地上，身子越来越往过道尽头的洗浴室退去。她用尽力气抱着刘宇的脚，大声喊道，“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要钱!”赵民脱口而出。
“我有一千，你们去柜子里找。”李桂云说。
“到底有多少?”刘宇逼问。
“有两千。”这时，李桂云已经退到了五米开外的洗浴室里了。
她被刘宇掐着脖子，被毛巾捂住了嘴巴，被孙斌压着脚，几乎动态不得。赵民去房间里找了两三分钟，没找到钱，换刘宇去找钱，赵民来捂住嘴。不一会儿，等刘宇找到两千元钱，让赵民放了李桂云时，发现她已经没气了。
“不好了!不好了! 老师死了!”
向所有人开放的网吧
下午三点多，刘洁放学了，她继续打母亲的电话，“还是打不通”，这时她已经预感到了事情不妙。
匆忙赶回来后，她发现校门紧锁，马上电话给另一位有校门钥匙的黄老师来开校门。他们快步赶到宿舍门口，发现房门紧锁，敲门、喊话、电话都没有应答后，黄老师骑着摩托车载着刘洁到处寻找去了。
下午五点半左右，刘洁在周巧云家楼下大声喊话，“周老师，我妈妈来你家玩了没有?”当时的周巧云没有感到任何异常：“当时我还留她在我家吃饭，跟她说你妈妈等会就回来了。”
刘洁两人骑着车又匆匆忙忙去别处找了。
满身是血的刘宇打算去找身衣服换上。找衣服时，他又找到了三四百元，孙斌找到了两三百元。刘宇对这些钱做了分配：自己拿两千，赵民拿自己后来找到的三四百元，孙斌拿自己找到的。
当第二天早上孙斌被警察抓到时，他的身上还剩下100元。
随后，他们冷静的把尸体拖到床底下，用布包好死者的脚，洒上墨水掩盖血迹，清洗现场，把门锁上，关了死者的手机，扔到围墙外。
弄完这一切，三人顺着围墙又爬了出去。三四点时，他们已经坐上班车，到了邵东县城。
在县城，他们开了房，洗了澡，就去上网玩游戏去了。上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时，他们回宾馆睡了一个半小时，然后送孙斌上了回学校的班车，刘宇、赵民继续上网打游戏。
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他们老家的廉桥镇，网吧的大门也向所有闯入者开放。网络成了瘾，刘宇可以“连续十多天不回家通宵上网”，在老师眼中“遵守纪律”的孙斌总是偷偷地从爷爷奶奶的包里拿钱。为了防止赵民晚上偷溜出去上网，腿脚不便的爷爷只得搬个棉被睡在门口。
三人上网主要是玩游戏，玩的做多的是一款名为《穿越火线》(简称CF)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在这个游戏里，玩家扮演控制一名持枪战斗人员，与其他玩家进行械斗。刘宇最喜欢扮演里面的“黑鹰”，因为它走得快，跳得高，有领袖气质，玩得人少。在网民的形容中，他就像“鹰”一样，冷酷、准确地猎杀目标。
弑师案两个小时前，三人在网吧玩游戏;弑师案六个小时后，三人继续在网吧玩游戏。
李桂云的嫂子唐凤莲事后回忆，起初看到上锁的宿舍门，他们一度认为李桂云没有在房间内，直到从窗户外看到凌乱的客厅，才判断里面出事。
破门之后，第一个在现场的人——李桂云的弟弟看到的是惊心一幕，“当我们掀开床垫的时候，我的姐姐趴在地上，头发全部被鲜血染红，整个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地上还在留着鲜血。当时感到天旋地转，伤心欲绝，根本不敢面对。”
10月18日18时许，接到报警后，邵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迅速赶赴现场，“4小时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此时的三人，已经坐在了邵东县城的网吧里，在“CF ”里各自扮演厉害角色，对战厮杀。
邵东警方提供的一段抓捕视频显示，在网吧里，刘宇正蜷缩在电脑前的皮质沙发椅上，头戴耳机，玩着游戏，对身后出现的警察毫不知情。在被警察拉出椅子时，他没有显出紧张情绪，仍旧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坐在他身后身边的赵民，还戴着他那副瓶底厚的近视眼镜，在被警察叫起时，只是一脸茫然地望着来人，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冷淡的与被改变的
事发当晚锁定犯罪嫌疑人后，刑警发现三人当晚通宵未归。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透露了两个破案的关键细节：赵民戴眼镜的明显特征;警方通过QQ聊天问出刘宇、赵民二人所在的网吧地址。
第二天上午9点，警察在学校带走了涉案的孙斌。下午14时许，警察在县城一家网吧找到了刘宇、赵民两人。三人对抢劫杀人事实供认不讳。
这起在办案民警看来“作案手法有些老练”的案子，在发现行凶者是三个未满14岁的学生时，还是让办案人员吃了一惊。这种吃惊延续到了三人被抓后的表现，“一般的小孩子早就吓坏了，但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一起“临时起意”的杀人案，至少让四个家庭无可避免的改变了。
乡村教师李桂云再也回不到她心爱的课堂了。10月25日晚上，十里八乡的人赶过来参加李桂云的追悼会，一片哀戚和悲痛，近200人在这里跟李桂云做最后的道别。李桂云遇害后，当地教育部门启动了“因公死亡”的申报程序。
年轻的刘洁夫妻，从此与他们的妈妈阴阳两隔。他们默默哭泣，“为了继续生活”，婉拒了所有前来采访的媒体。
10月26日，李桂云出殡。这一天，赵民在贵州服刑的父母出狱了。这对在赵民眼中“卖假货”的父母再一次见到赵民时，面对的将是一个被贴上了“杀人犯”标签的儿子。
孙斌在四川做生意的父亲也赶回来了。在邵阳工读学校见到孙斌的第一眼，这位中年父亲就哭着说，“你闯大祸了!你害死爸爸了知道吗?”
原本不睦又贫困的刘宇一家，更加破碎。刘宇的妈妈已经没去小工厂打工了，他的爷爷奶奶为了避开一波波的来往者，早出晚归，大门紧闭。
被改变的还有更多人的命运。当地启动事件追责程序后，邵东县文广新局局长李秋兵被立案调查，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局长李正端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廉桥镇中心学校校长被诫勉谈话，新廉小学校长被免职处理……
事件甚至一时改变了小镇的气氛。在廉桥镇，一个细节被愤怒的人反复提及，“他们知道不到14岁不用负责，有这个观念了，杀偷抢都没关系了。”愤怒之外，也有隐隐的恐惧。廉桥镇当地一位愤怒的村民在谈到“14岁不用入刑”时，马上被身边的人提醒，“小声点!不要让那些孩子知道了!”
更多关于“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是否入刑”的讨论出现在邵东之外。
三人被抓获的当晚就被送往了邵阳市工读学校。“我们也很无奈，打不得、关不得，要么放了，回到社会上去，要么去工读学校。”一位办案民警说。
被送到学校后，刘宇、赵民、孙斌看似“若无其事”的背后，事件阴影也在悄悄滋长。工读学校负责人周红说，三人来到学校后，与这里的其他孩子一样，施行全军事化管理。他们受到了老师的特别留意，三人想得最多、问得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可以回去上学?”
来到工读学校第二天，三人上了一堂法律课，当老师讲到犯罪中的“强迫”，稍微涉及了一点“未成年犯罪”。下课后，最小的孙斌在操场上哭了起来，他告诉周红，“我们做那个事，好像是不对的。”
周红发现，三个孩子来了后，都不喜欢说话。“大孩子”刘宇总是发呆，报数总是报错，“总是要慢一拍，心不在焉。”这种情况在其他孩子发现三人杀了老师，讲他们是“杀人犯”后，变得更加明显了。三个人听到了“不反驳，不争不吵，但心里肯定烦，不好过。”
后来，学校组织了一堂心理课，三个少年站在讲台上，讲了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的想法。周红说，他们都忏悔了。刘宇提到，“自己错了，心里难受，今后要改过。”
周红介绍，自2003年创办以来，与政府合作办学的邵阳市工读学校共接收了3000多名“不良少年”，“有四起是因为不到14岁杀了人，被政府送来的。”虽然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走上了正途，但也有人走上了不好的极端。
“出去后，是随波逐流，还是洗心革面，很难说。确定的是，单单靠一个学校，花个半年一年的时间来教育，肯定不行。”周红担忧，这些“走在犯罪边缘的孩子”，出去后会再入歧途。
“断了线的风筝，如果就这样回到社会上，又能飘到什么地方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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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通留守儿童保护工作在农村“最后一公里”
2015-12-15 14:33:01　来源: 人民网(北京)
一个村43个留守儿童的妈妈“跑了”
9月末，田坎乡茨竹村，一座白色的三层小楼门窗紧锁，门前的3个菜池子里长满了杂草。楼后的旧房子，是15岁的张启刚和三个妹妹生前喂猪的地方。
从5月8日到6月9日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四兄妹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反锁在房子里，除了还在上幼儿园的最小的妹妹。亲戚和邻居对孩子们的描述，大体是“跟他爸爸一样内向”、“不爱跟人说话”、“独来独往”。
孩子们生前的境遇，是父亲外出打工，母亲“跟别人跑了”，爷爷奶奶早已去世，外公外婆“即使从门口经过也不会进去看望孩子”。
就在村民向记者讲述张启刚家里的过往时，一个头发蓬乱30岁模样的男子骑着摩托车经过。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刚刚从外省打工回来。孩子的奶奶不无抱怨的说：“孩子他爸在外面打工赚的也不多，孩子他妈别人‘跑了’，从来没管过孩子。”
说到孩子的妈妈们“跑了”，一个村民似乎看出了记者面露惊讶，“这有啥见怪的，嫌我们这儿穷呗。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时好上了，生了孩子送回老家来，一看村子里这种条件就不愿意继续过了。”
根据村委会留守儿童档案，该村151名留守儿童中，有43名儿童的母亲那一栏标注的是无联系、失联、离家出走未归等字样。
翻阅档案记者还发现，外出打工家庭中，有10户有3个孩子，两户有4个孩子。
在贵州省罗甸县打改村，9岁的孟小花（化名）有4个弟妹。放学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回到家，听见小弟弟在哭，小花扔下书包把弟弟背在背上。说起爸爸妈妈，小花瞪着大眼睛一脸的漠然。她不记得爸妈最近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平时跟父母也联系不上。
记者在四川、云南等地采访时也发现了一家四五个儿童集体留守的现象。
“超生家庭在经济和教育方面都面临严重问题，给家庭和当地政府都造成极大的压力，对孩子成长极为不利。”一位妇联工作人员不无担忧的说，“望打工者流入地政府能更多的帮助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也希望整个社会加强宣传，让更多的人改善生育观念和家庭教养观念。”
“阿姨来我们家拍了照片就走”
4兄妹自杀后，49岁的茨竹村村主任王章更忙了。村民们20世纪90年代就外出打工，至今村子总共2480人，有1323人在外打工。大部分孩子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以前“没觉得有啥不妥”。村干部的工作以往主要是抓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计生工作等。近两年关于留守儿童的极端事件频现报端，留守儿童相关工作成了村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村里监护情况较差的13个留守儿童重点户由乡干部一对一帮扶，村干部负责一对多帮扶普通的留守儿童户。要求每个月至少家访一次，”王章负责17户留守儿童，村大路远，离他家最远的户，要爬1个多小时的山路。每次家访，王章主要是看看孩子是否有吃有穿，然后叮嘱要注意安全，要好好学习。“我初中毕业。不懂啥心理学，也只能是看看表面。”除了家访，王章还负责给在外打工的家长打电话劝他们返乡或者把孩子接走照顾，“家长们基本是说带在身边没能力照顾、负担不起，回老家又担心找不到工作”。
记者随机走访了几乎留守儿童家庭，有的孩子跟村干部熟识。也有孩子表示村干部从来没有来过家里，一户杜姓人家的4个孩子表示，根本不认识负责帮扶他家的村干部。
其他村也有类似情况。在毕节市黔西县素朴镇白花村，十岁的张明（化名）跟奶奶经营着一家小卖店。村书记带着路过小卖店，张明很熟络的跟他打招呼：“村书记经常来我家串门，让我好好学习别乱跑。”
同村12岁的赵菲（化名）每天放学要带着9岁的妹妹放牛和做饭。妈妈3年前生完妹妹后因病去世，爸爸外出打工，姐姐读寄宿初中，两个妹妹被姑姑带走抚养。“有个穿丝袜的阿姨，来我家拍了照片就走了，啥也没说。”赵菲并不知道那个阿姨，是负责定向帮扶她家的驻村干部，更不知道她拍照的原因，是为了定期到留守儿童家里家访并拍照为证的任务。
素朴镇总共有1620名留守儿童，108名镇干部和84名村干部，平均下来每人要负责11名留守儿童。镇长周卓自己也承担了定向帮扶两户留守儿童家庭的任务，9月末的周日，忙完镇上的其他工作，去和平村一户留守儿童家家访的途中，周卓的手机响了，“爸爸今天一定回去，晚上晚点回去”。儿子抱怨他已经有三周没回家了。周卓笑称，自己儿子也成了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工作必须要做好。家访走形式的，我们一定严肃处理。但是经济发展也不能落下。没有发展，就留不住人，就解决不了留守问题。”周卓如是说。
一名村干部能否服务好32名留守儿童？
在田坎乡小学的留守儿童档案里，张启刚的“需要关爱内容”一栏明明白白地写着“情感关爱”。
“父母的陪伴和爱是无法替代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指出，首先应该想一想家庭怎么办，家庭之外村庄怎么办，因为这孩子们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贵州省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中，8次提及村（居）委会。文件规定，发挥乡村两级组织特别是村级“两委”干部作用，努力把工作做细做实，确保各项责任和政策措施到位。落实乡镇政府和村（居）委会监督责任。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将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工作纳入工作内容，制定工作计划，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据毕节市民政局统计，该市有0-18周岁的留守儿童374187人，其中0-14周岁的留守儿童330695人。在0-14的留守儿童中有11160人的监护较差，其中3009人处于事实上无人监护照料状态。相较之下，该市在乡镇具体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有837人，人均服务留守儿童对象395人；在村（居）从事留守儿童工作的村干部按每个村（居）2-3名计，每名村干部人均服务留守儿童对象32人。
当地一位村主任告诉记者，他和村支书每月工资是1200元。其他村干部大概是800元。政府对村里留守儿童工作的支持，基本上体现在项目和对户的救助上，比如建寄宿学校、发展养殖产业等，并没有给村干部相关工作经费。而河南西华县，村支书和主任的月工资是450元。
毕节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局副局长李晓玲表示，省里市里都很重视留守儿童工作，各部门都在做相关工作。但是所有的工作最终落实还是在村里面。每个家庭每个社区都是由村干部负责的。对于“假落实”，只有加大督查的力度。但是现有村镇力量不足，村镇干部学历不高，需要解决人手、能力素质、待遇问题。
帮农村找回活力的路径尝试
长期从事留守儿童研究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博士潘璐在调研中发现，城乡之间社区发展的差距非常大。乡镇、村这一级，还没有形成社区服务和发展的意识。有些村子，即使有外部资金和物资的支援，村委也不知道该怎么运用去开展社区公共活动。建议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给予一定的资金倾斜，加强对村干部培训。但是意识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更有效的是引进专业的社会服务，组织儿童相关活动，让留守儿童每天赖以生活的村子恢复活力。
李晓玲的思路是，在农村设相关岗位，不固定人，聘请有资质的社工来做。有这个设想，但是没有卖方。在毕节没有这样的社会组织。需要培育。另外资金也存在问题。测算一下，按照最低工资标准1500元测算，全市3660个村居每村落实一个岗位，预计需要5490万。
2014年起，全国妇联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尝试向留守儿童集中的村镇推出“儿童快乐家园”公益项目。每个“家园”由项目地区提供至少60平米的场地，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统一配置物资，包括儿童读物、数码钢琴、电脑及视频通话设备等。项目设置电子管理系统，建立反馈机制。由当地妇联负责组织落实，明确专职管理人员，建立留守儿童和志愿者档案，统筹利用资源。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妇联组织发动机关、企业、学校的干部、员工、老师志愿者争当“爱心妈妈”“爱心爸爸”，与贫困留守儿童开展“一对一”帮扶，利用“儿童快乐家园”平台持续开展关爱服务。目前全国24个省（区、市）已有近400个“儿童快乐家园”，成为配合政府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有效补充。
贵州和立社会发展研究所执行理事黄晓愈和同事们正探索从金融的层面切入农村社区，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归，让农村重现活力。具体思路是通过专业合作社帮助村民返乡发展传统的手工艺、特殊农业，并帮助他面打通销售渠道。比如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控拜村的“恢复银匠村”项目：先说服和支持一位年轻的银匠回到村里，设计让游客能够进到村里亲身体验银饰的制作过程，给银匠和村里带去了消费。其次，利用网络传播以及新媒体的优势，对外展示苗族银饰以及工艺。到目前，已经建立了银匠协会、小微企业等不同的组织形式的平台，为银匠们服务。随着到村体验游的人数不断增加，现在银匠们已经开始考虑完善基础服务设施以更好更多的接待游客。项目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政府为村里修缮了公路。
“在传统的村落，有乡绅结构以保障社区的正常运转。可现在的农村村落已经变的个体化，处于需要重建的阶段。这种重建与儿童健康发展将会是互相促进的良性发展，”黄晓愈希望，更多的村民能在回村创业的过程中找到自信，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是盲目追求城市化的东西。
编后：除外出父母、留守监护人、农村基层组织之外，在适龄阶段，学校与留守儿童的关系最为密切，对留守儿童的培养教育、人格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学校在应对留守儿童问题方面在开展哪些工作？遇到哪些困难？老师们如何看待照顾留守儿童的工作职责？请关注下期报道。

古之士大夫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作者黄灯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

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

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

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

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

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

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

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木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

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

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

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

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古之士大夫

杨丽君：农村传统家庭的解体触目惊心


来源：IPP评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官方微信平台）
春节，是中国人举家团圆的传统节日。很多远离家乡的游子返回农村老家为的就是家庭短暂的团聚。然而有很多的外出务工的人们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与家人团聚。特别是那些留守在家乡的儿童和老人们。IPP评论在春节假期期间推出春节农村问题专辑策划，希望能再次唤起社会对农村问题的关注。今天是我们专辑的第二篇。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与家殇
家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和睦与幸福不仅与个人的幸福度有关，也决定着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未来。很多年来，与高速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是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迅速解体以及带来的严重家庭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农村，留守儿童以及空巢老人现象早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拿毕节为例，从2012年以来连续发生四起留守儿童遇难和被猥亵事件，震惊全国。在媒体和互联网上我们也会常常看到关于留守儿童恶劣生存环境以及以这个群体为目标的犯罪报道。近年来对留守女童的性犯罪尤其令人瞩目。
据全国妇联课题组在201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农村现有留守儿童约6102.55万，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占全国儿童21.88％。与2005年的同类调查数据相比，5年间增加约242万。也就是说，从全国范围来看，每22个儿童中就有一名处于没有父母监护的状态。加上几乎同样庞大人口数量的农村空巢老人，传统家庭社会在农村的解体可谓怵目惊心。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农村社会家庭的解体现象？谁该为这种现象负责？这种现象将会对中国的未来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怎样才能重建家庭？因为家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单元，这些问题就成为了当今转型期的中国所面对和亟待解决的最重要课题。
在2015年8月毕节两名留守儿童在家中被杀事件发生之后，华南理工大学王欧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赴毕节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调研，访谈对象包括留守儿童家庭、村民、中小学教师、相关省政府和地方干部、负责留守儿童督导工作的人员以及地方媒体等。其多方位的调查结果为我们思考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
毕节市总人口约850万，14岁以下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总数共计33.6万。每当与留守儿童相关的事件发生，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经济原因，继而是谴责当地政府的失职。事实上从毕节留守儿童事件来看，尽管由于长期无人照顾，留守儿童的日常生存状况相当不堪，但多数家庭并不存在缺衣食的绝对经济困境。
从调研结果来看，自从2012年5名留守儿童在垃圾箱取暖窒息死亡的事件发生之后，毕节市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不断加大对留守儿童的救助对策和应急机制，可以说采取了一套由市政府和市教育局牵头，由镇政府及镇教育中心负责，再具体落实到村委会及其监护人、学校的全方位24小时应急监护体制。相关部门涉及到公安、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扶贫、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在具体应急措施和救助方案上更是穷其对策。不仅对以户为单位建立详尽的留守儿童档案对症管理，而且在学校对留守儿童无论其有无户籍（毕节市很多儿童因超生无户籍）一律免学杂费，并提供营养午餐等，同时提供心理健康教师，采取一对一的走访扶助措施。
从上述措施来看，地方政府似乎已经足够尽责。而且从访谈过程中发现，地方政府的这种为免于被问责而采用的行政式监护措施甚至已经带来了负面效果。比如说，留守儿童在校的监管工作由任课老师负责，当留守儿童逃课现象发生时，任课老师首要的工作是找人而不是授课，这势必影响到正常的课堂教学从而引起其他学生的不满。也有一些学校为了担心因留守儿童在校时间外出发生意外而被问责，则采用禁止出校门的方式，其结果反而有可能导致留守儿童的逆反。在访谈中也发现，政府的监管被留守儿童的监护亲戚滥用现象。比如说为了打麻将或处理别的事情无法照顾小孩时，将其推给政府部门的现象。
很显然，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政府尽管已足够尽责，但其方法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责任尽管重要，但终究不能替代家庭，家庭才是主体。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主因在于家庭的解体。因为家庭的解体与经济发展模式和相关的制度有关，政府最主要的职责应当在于调整发展模式，进行相关的制度改革，以达到重建家庭的目的，而不是毕节所显示的那样，政府化身为保姆，以行政动员方式代替父母进行监管。
再者，也有人认为政府必须大力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让社会组织来承担看护儿童的功能。实际上，政府代替不了父母，NGO等社会组织也代替不了父母。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监管职能是辅助性和第二位的，留守儿童需要的是一个父母相伴的温馨的家。重建家庭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发达国家如何保护家庭？
在西方等发达国家，对贫弱的救助主要由家庭、政府和社会三方来承担。在儿童的身心成长方面，家庭无疑承担着最为关键和不可替代的职责。对于那些因家庭问题而得不到妥善照顾的儿童，政府和社会分别承担了很大责任。西方政府的责任承担主要表现在相关救助制度的确立和以法的方式对执行的监管方面，这点与毕节事件上地方政府所表现的动员式监控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对于单亲家庭小孩实施特别救助政策，对于婚姻破裂家庭的儿童，法律明确规定离异双方对小孩的经济抚养责任以及定期探访责任，对于未能在经济和亲情方面尽责的父母依法追究其责任。
对于由于身心原因不能对子女承担抚养责任的父母剥夺其抚养权，小孩将移交给相关设施监护。也就是说，从功能上，政府的职责主要体现在立法和监督方面，尽管也存在政府设立的儿童救助机构，而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则由包括NGO以及宗教组织的社会来承担。在很多方面，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劳动分工”，各自承担着维护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从政府角度来说，凡是社会能够做的，就让社会来做。
从历史发展来看，与政府相比，社会特别是宗教组织承担救助职能的历史更长更久远。西方的社会救助职能起源于基督教。在基督教文化里，平等和博爱是其价值核心。在上帝的王国里，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享受上帝平等的爱，而相互的扶持帮助也是敬爱上帝的表现。在欧洲历史上，基督教会一直承担着社会救助功能。
各种教会学校和教会设施便是具体体现。这种由宗教组织承担的社会救助功能延续至今。不仅如此，基督教文化和价值观也发展和培育出了各种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组织。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救助方面，NGO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应当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第一要务是拯救家庭，其次是在家庭失败之后来承担照看和培养儿童的功能和责任。
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文化也重视家庭价值观。当然，基督教文化里的家庭概念的核心是夫妻，继而为子女，这点与重视血统和宗族的传统中国的几代同堂再由血缘扩展至亲戚的家庭概念有很大的区别。在这种相异的文化背景之下，西方社会的迁移多以家庭为单位，而传统中国社会，正如王赓武先生在其华人华侨研究中所提到的，是以男性单个的外出谋生为普遍。
中国家殇的发生和演进
如果以家庭、国家和社会在家庭救助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来看，中国与西方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制度的发展轨迹不同，三者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中国，国家也就是王权以及地方政府在家庭救助体系中几乎不承担责任，而所谓的社会则是由若干个以血缘建构的宗族所构成。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救助功能由宗族来体现，而家庭则是庞大宗族链上的一个分子。
由于受交通所限，在传统中国人们产生互动的社会通常以地域比如自然村为单位运作。尽管也存在人口流动，比如说由于灾荒战乱等因素而被迫迁移，或者由于某一区域人口增长过度造成土地不足而不得不外迁，比如客家人等，在通常情况下，传统中国（这里仅限于汉民族）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口的增减通常通过出生和死亡来实现，外来人口很少，如果有的话通常是以婚嫁等其他联亲方式产生。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以血缘和地缘为中心所建构的家庭和宗族关系成为了农村最主要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承载着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功能，而且建构着农村社会的秩序。在这种以血缘和宗族而建构的社会结构中，家是一个最小又最核心的部分。家庭内部以父权为中心建构内部关系，与外部的关系则由亲戚关系来结构其远近亲疏，同一宗族里的最年长者在宗族事务上最具说话权，决定和仲裁宗族的各种纠纷。在这样一种社会里，由血缘的链接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扶助系统。
尽管不同宗族间常会因利益而引发纷争，但宗族内部的互助则发展得较为完善。比如以过继方式进行的抚养资助，以共有的族田收入来帮助族内贫困者等。尽管在20世纪之后，在沿海一带下南洋等外出务工者渐增，但通常都为男性独自离家，所谓“离土不离乡”，收入要寄回家乡，不仅用于家人也会以修祠堂等方式回馈给族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成为男性成功的标志和最高荣耀。当然之所以能将族群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与对族群的归宿感和认同有关，因为在这个族群中外出者的妻儿也会得到同族人的照顾。从这点来看，对于个人来说，家和宗族是一个整体。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血缘和宗族所建构的农村社会被解体，作为自治体的农村首次被纳入到了政府的行政体系中，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党权代替族权甚至父权，阶级关系代替了血缘和宗族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用于凝聚族群向心力的各种宗族祭祀活动被全面禁止，同时由于国家权利的过渡扩张，社会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系统，党领导下的政治活动开始成为农村生活的日常。
同时人民公社制度下也建立起一套由出身阶级和政治表现为核心来建构起来的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体系，所有的奖罚以及救济制度都在这个分配体系中加以体现。原有的宗族关系被阶级所分解。比如说在同姓宗族内曾经富有的大户被划分成地主阶级，成了人民的敌人，而家庭经济困难的同族家庭则被归入到了贫下中农阶级序列，成了国家的主人翁。同一宗族内的这两个群体的关系也变成了斗争和被斗争的关系。
不过，在人民公社体制内依然存在互助和救助系统。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代替宗族承担了农村社会的互助和救助职能，并发展出了一套政治性分配系统。比如，五保户、孤儿、军烈属、残疾人等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都得到了照顾。在毛泽东时代，广大的农村也发展出了一整套社会服务系统，例如村村都有赤脚医生和一所学校等。在宗族结构被阶级分解之后，农村社会结构开始变得相对松散。
由于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没有了存在的合法性，家庭反而成为社会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单位。再者，与传统中国一样，毛时代的中国农村也是一个人口流动极少的固定社会。所不同的是，传统中国的非流动性是源于交通所限，是自然结果，而毛时代的中国则是源于户籍制度的实行，是行政结果。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非流动社会成为家庭生存和发展的大制度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城乡间的壁垒被打破，中国从一个固定社会转型到了流动社会，大量的农民开始流入城市，农民工成为了一个瞩目的群体。在过去三十年，农民向城市迁移使城市人口增加了五亿。其次，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家庭不仅是一个血缘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同家庭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被凸显而合作和互助关系则相对下降。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没有促成中国传统农村几世同堂的回归，反而更进一步使得家庭成为了西方式的以夫妻及其子女为单位的结构，家庭开始变得原子化，家与家之间变成了平行组织，同时家庭间的经济竞争也隔断了家庭间的协同关系。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更加剧了这种隔断。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宗族势力在农村有复活的迹象，但是却与传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当代农村的宗族势力很多时候只是被某些家庭或个人用来争夺利益和资源的工具，并不能承担社会救济的功能。
在西方等很多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样带来了人口流动。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种流动是以家庭为单位，体现在家庭向城市的整体迁移。但是在中国因为城乡分割制度和户口制度等因素，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只是劳动力的流动，而不是家庭的流动。不仅提供劳动力的个人也就是农民工本人很难被城市接纳，其家属更没法随其向城市移民。于是出现劳动力人口在城市而非劳动力人口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和空槽老人现象。有幸随打工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在就学问题上也存在很大问题，往往是城市歧视的对象。家庭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被无情地解体了。
家庭解体所产生的留守儿童以及空巢老人问题不是一个一般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深刻的制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由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设计所导致的结果。其原因除了总所周知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城乡差别性制度，比如说就学、求职、购房、医保等，同时也与向城市高度倾斜的城乡间的不平衡发展模式有关。这种不平衡发展模式从建国以来就已经开始。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工农业“剪刀差”和以农养工的发展方式严重剥夺了农村，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的先行发展激活了农村经济。
但是，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很快失去了其优势。在90年代农民背负承重的税费重负，“三农”问题令人瞩目。尽管在本世纪初农业税被取消，但是高度成长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以城市发展为重心，所有的人财物资源向城市高度倾斜。房地产的大发展造就了中国城市化的模式是城市向农村的扩张，其结果是肥了城市苦了农村农民。
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和某一地方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农村农业的发展滞后，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为生计流入城市务工，而农村劳动人口的外流更影响了农村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别。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壁垒，使得农民贡献于城市发展却不能与城市人口同等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
其实，即便没有户籍制度的阻隔，城乡间不均衡的发展模式也很难使农民如城市人那样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因为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大军大多教育程度偏低，从事建筑、制造业、餐饮业等城市里报酬最低的行业。不仅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夫妻因为务工地点不同需要分居，即便可以将小孩带到城市，又假设可以克服障碍解决子女的就学问题，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也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其结果及其悲哀，为了家庭外出打工，而家庭却解体了。
工业化必然会带来城市化，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城中同样存在。城市如何吸纳农村流入人口，如何平衡城乡发展关系到整体社会的发展。处理不当不仅影响到经济结构，阻碍中产阶级在城乡间的均衡发展，同时也会带来深刻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矛盾。拿邻国日本的经验来说，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到了城市，经济高增长为这些劳动大军提供了就业机会，相对平等的工资制度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使城市吸纳了这些新增人口。
同时政府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并采用调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保护农民利益，使得选择留在农村的劳动人口也可以与城市人口一样成为中产阶级。在日本城乡之间存在生活方式的不同，却不存在显著的经济差别。在某些地方，从事农业的家庭收入甚至超过城市平均水平。
从日本等国家经验来看，中国所面临的家庭解体造成的留守儿童现象是制度问题，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行政动员式监管尽管可以缓解和防止与留守儿童相关的各种事件发生，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尽管很多人提倡社会组织的介入，但社会组织也与政府一样，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能是重建家庭，而重建家庭的关键在于制度改革。
如何重建家庭
如何重建家庭？首先需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恢复户籍制度的居民登记功能，将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城乡以及地域差别性功能从户籍制度中分离出来。户籍制度的原本功能在于登记和管理人口，但在物质匮乏以及以农养工的计划经济时代，户籍制度被叠加上不平等配置资源的功能，成了阻碍人口在城乡间流动的工具。而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又成为了拒绝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分享经济成果和共享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工具。
经济发展应该有与其发展模式相应的社会制度。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将供粮的农村人口和吃粮的城市人口固定在各自区域，而今天中国的经济活动早已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部分。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政府改革社会管理制度，建立一个适应流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社会管理系统。否则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管理方式的长期脱节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更会带来资源的不平等配置，人为地制造差距，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管理流动型社会，除了进行户口制度改革，还需要改革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制度，建立一套适合管理流动型社会的配套制度。现行社保制度基本上是地方制度，而并不通用于全国。国家层面统筹制度的缺失使得国人所拥有的只有地方性的市民权而非国家性的公民权。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公民”，而只有“市民”。这种流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下的非流动社会管理方法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制造社会不公，更会影响国家认同和家庭的整合。在确立全国性统筹制度方面，中央政府必须起到关键的作用。没有中央政府的作为，很难有全国性制度的确立。
制度改革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工农业和城乡间的平衡发展。最近几年国家强调建设新农村，政府拨款相应资金来进行新农村建设，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新农村建设往往表现为修路盖楼，而非发展农村经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拿毕节市来说，由于外部资金进入后并没有用来发展农村以及地方经济改善当地人生活，而是用来修路盖楼。
其结构使毕节呈现畸形，一方面房价物价很高，另一方面当地人的收入却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只能选择外出务工来支持高昂的物价楼价。近年来，政府大力提倡城镇化。但如果城镇化只是意味着土地的城镇化，那么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实际上，从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中国的城市化的程度和农村所面临的问题来看，农村的现代化远较城镇化来得重要，不仅有助于家庭的重建，更有助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总而言之，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问题。目前流行开来的政府行政动员式的监管以及社会力量的介入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有改革制度和调整发展模式，重建家庭，才是解决问题之关键。

古之士大夫

钱是无情的。我们可以买这样买那样，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捐给了需要帮助的人，就丰富了的钱的意义，让它变得有爱，有我们的关爱。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残疾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虽然生理上有缺陷，但，却不乏斗志。只要努力，就没有白白浪费我们的关爱。愿我的同胞们，奋斗吧！残疾，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古之士大夫

爱心——人类友谊的传递，给人一种快乐；爱心——四通八达的输络网，给人一种温暖。

古之士大夫

爱是伟大的；爱是欢乐的；爱是无所不在的。只要你将爱的种子播种在爱的心田里，将心比心，让世界上的每一双手都紧紧地拉在一起，那样的世界才更加美丽。

我怀念的

爱心——人类友谊的传递，给人一种快乐；爱心——四通八达的输络网，给人一种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