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血汗 远离东莞

古之士大夫

环境恶化的原因分析
    读中学时，我去过湖南省常宁县与桂阳县交界处的大深山里的锡矿上打暑假工。锡矿的含量很低，矿工沿着锡矿的矿脉挖洞进去，用不到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比例选炼锡砂。砍伐森林，冲毁农田，当地的村民得不到一丝一毫的赔偿。因为挖矿是一个金钱与暴力的游戏，大深山里散居的十来二十户人家，对矿主们来说太弱小了。蜂拥而来的采矿者，让大山为之颤抖。矿工到后，森林全毁，农田尽灭,大量泥沙污水遍地流。多年后，政府部门才派出军队禁止采矿。
我们村后面的群山里有不少的锰矿。村民挖锰矿根本不经过山林承包者的同意，都是谁找到矿，就这个矿就是你的了。山林承包者如果拳头硬，能够合伙，否则只有干瞪眼的份。他们的理由：山是国家和集体的，承包者只是临时拥有。在他们眼里，既然是国家的，是集体的，那他们都有份，谁都可以开采，拼的就是拳头。
小时候，家门前的舂陵河里有不少的鱼。八九十年代，村民就用柴油发电机电鱼。刚开始时，一条船一个晚上可以电到上千的鱼。电鱼船一过，鱼虾皆灭。大肆开矿，污水遍地流。让一条养育祖辈几千年的母亲河变成一条没有鱼虾的死河。
中国能存活几千年，那是无数人在看护着这方土地。古代，每一座山，每一寸地都是有主的。你到别人的山里砍树，那山主一定会跟你拼命。你想不花一分钱去美国的山里采矿，那是绝无可能。就算山主拳头没有你硬，但背后站着拳头更强硬的美国政府。但在中国不花一分钱采矿却正常不过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国家的。一个抽象的国家，似拥有又非拥有一切，一个庞大的政府管着一切，又管不好一切，遭殃的是我们生存的环境，那些采矿人掠夺完后就移民到他处了。
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对环境的破坏远远超过古中国几千年对环境的破坏。古中国能屹立世界几千年，中国的山山水水能养育古中国人几千年，是因为每一个山头有人看护，每一寸土地有人呵护，每一分田有人精耕细作。山是中国的山，土是中国的土，人也是中国的人。但改了制的山、土，因为是国家的，是政府的，是集体的，每个在那里的人，唯一想的就多从这一方土地上掠夺财物。今天，山是中国的山，土是中国的土，人也是中国的人，但只见山河破碎，满目苍凉。
当今世界，文明古国多亦不见。中国会不会灭亡，我不想去想，但我深信，灭亡中国的一定是我们自己。世界想让我们灭亡，必先让我们疯狂，我们这么疯狂地破坏我们生存的环境，环境一定会惩罚我们。日美是一个森林国家，是因为那些山林所者是森林的卫士。难得看到朝鲜几张相片，但每一张相片的背后都是光秃秃的山，是因为那些山姓金，金家王朝把持一切，也埋葬一切。
对环境大肆破坏，又不能改变，我们就是一群千古罪人。长此以往，中国必将走向灭亡，那是环境对我们的惩罚。

古之士大夫

      全民掠夺
　　 小时候，我们村后面的小山上有一大片板栗园，最大的一棵要三四个成年人才能合抱住，最小的也要一个成年人才能抱得住。那里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每当板栗成熟时，我们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后山里去检板栗，早熟的板栗躲在草丛里、藏在石子下，总会让我们有不少收获。力气大的小孩拾起小石子，奋力往大树上扔去，毛板栗球一个个地掉下来，是我们最爱玩的勾当。其他季节，那里也是我们游戏的好地方，那方小乐土伴随着我们快乐成长。后来，板栗园平分到户，每家每户都分到一两棵。因为小孩子的淘气，有的家里根本收获不到什么板栗，就干脆把果树给砍了，慢慢地这片果园就没了，儿童的趣事成了唯一的回忆。
　　 儿时，山里是成片成片的油茶树，每当油茶花开时，山林是一片白色的海洋。也是我们儿时的好去处，我们成群结队地跑到山林里，拿着小管子，在一朵一朵的鲜花上吮吸着花蜜。油茶树上还结着一种可食的花片，我们一袋袋的采回家，给我们贫穷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营养。
　　 从我记事起，每一位村官上任，做的每一件事就是分田、分山、分土，他们总想着法子让自己家里能分到好的田地。承包到户的头几年，村民们还会对自己家的田地精耕细作，后来很少有人会花心思打理自家的田地，都是盼望着下一次重新分家的时候能中个头彩。
　　 首先遭殃的是满山遍野的油茶树，有人砍树，无人除草，几年下来，野草盛过树林。冬天里，小孩与村民有意无意地放火烧山。现在，山里看不到什么小树了。乡政府看到遍地的荒山野岭，由政府提供树苗，组织过多次植树活动，但是有人种树，无人管理，山还是那样光秃秃的山。承包到到户，每家每户那么几亩山、几分田地，耕种收获不大，加之青壮年都在外打工，现在整个山林荒芜，田地也少有人耕种。
　　 上帝的恩赐，让我们山地的下面埋藏着不少的锰矿，村民除了在外打工的，都在家挖锰矿。放眼望去，就是一个巨大的矿区。每当大雨来临时，那些鲜土被冲得到处都是。现在因为锰矿价钱低，没人采矿，一片萧条。
　　 中国政府总爱喊新中国、新中国！我们现在的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对环境的破坏超过两千多年历史的旧中国。我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知道，我们的小山村原来可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后山里还有过着狼的存在，而不是现在连小鸟都难见的村庄。村里没人作历史，这一切一定会湮灭在时间的长廊里。

古之士大夫

       窝里斗
　　我们村几百人，都是同一个姓氏，同一个祖宗。现分四个家族。又因为两大家族里各出了一个能人，而这两个能人谁也不服谁，让一个小山村分成两个帮派。两个帮派斗得不亦乐乎，把一个村搞得乌烟瘴气。
     笔者还在网上贴了一篇《一个有良心的人就不该用日本货》，没有想招来大遍的骂声，甚至恶毒的语言也有，如果日本人看来了，他一定得感谢我，无形地为他们做了一次广告，给他们长了回志气。对骂人者，我也只能为他们悲哀，您可以不同意别人观点，那您就用您的文章去驳论他，骂人者素质低也。
　　许多人总看不起国产品牌，诺基亚够好了吧，多年前，我曾试过两次要买它。第一次，看到画面那么难看，一个老土样，我选择了波导，一用就用了三年半，现在还可用，语音差了点，从来没有修理 过，第二次，也想过买诺基亚，同样的能功，它就要多一二百元，少一分也不干，就是那么霸权。我选择了天语，这个手机我越用越喜欢，充一次电可以用二十多天，放MP3想怎么放就怎么放，价钱超低，一年多了什么问题也没有。
　　 手机、电脑、家电为什么这么便宜，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功劳，都是中国产业工人心血的伟大奉献。以前从日本进口一台彩电要几千元，从美国进口一台电脑要几万，诺基亚的暴利是人人皆知了。中国人，一方面在享受物美价廉的同时，一面又在大骂自己中国人。中国是有一些黑心的商人，但有更多更多聪明而又能干的人。他们用爱在精心呵护自己的每一件产品，山寨手机越来越招人爱，就因为品质越来越好，中国产品的质量也是越来越好。
　　日本，给中华民族带来天大的耻辱，不爱它，是有尊严有良心有人格的体现。一个人不能没有尊严，以用日货为荣，只能说是认贼作父。当年日伪军够多了，但他们的下场都只有一个样：被主子无情地抛弃。现在更惨了，那些想讨好日本主子的人，人家根本不当回事。你不爱中国的，那可以买美国、德国、韩国的啊，干吗一定要把自己当汉奸。日本可是欠下累累血债，至今连一个道谦都不肯说的啊。如果中国将来会灭亡的话，那一定与日本有关。
　　中国人很聪明，但就爱这样窝里斗，几千年了，争来争去，为了一点绳头小利争得头破血流。总骂男足没种，他们其实就是跟我们一样老爱窝里斗，没有把心思用在球场上。老蒋不跟老毛争得死去活来，日本鬼子也就不能趁虚而入了。
　　窝里斗，亲者痛，仇者快。中华民族何时才能不窝里斗啊。
　　

古之士大夫

爱不出圈外
每一次回家，听到亲人说得最多的就是，某人又在村里欺压乡邻了。建个房子，把全村的路给断掉，凭着兄弟多，到处抢挖锰矿。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对外不称霸。几千年来，汉人至今没有对外攻城掠地的记录。国外那些媒体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原因有两种，一是根本不懂中国历史，二是有意为之故意捧吹中国，让你们来个自欺欺人，自个儿心里明白如镜，逗你乐呗，也就是捧杀。
　　是人就有气，有气就要找地方撒。古今中外，那些对外称雄称霸的民族，对内那都是忒好。看看美国公民那个牛样，全天下皆知了。有媒体说美国人特无知，只知道自个儿美国，对外一无所知。可有没有想过，人家是老大，没心情也没那个闲情去了解别人。有事时，咨询一下专家得了。不服，那就用飞机、导弹的招呼。蒙古、清朝时，蒙古人与满人一出生就是尊贵之体。
　　笔者老大不小了，但我的双手至今还没沾过任何选票。小时候见过选票，堂兄是村长，每一次选举时，拿一大把选票让人画个圈得了，村民们好象也没有什么异议。多年在外，只见过一眼选票，也是在农村。候选人提着个钱袋子，谁画个圈就给谁十元钱。
　　有时，叩问自己，我是公民吗？是啊，以前有工作时每个月都得纳税。但如果结婚生子女的话，在外，我的儿女连个公平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那就送回家吧，可是儿女们连一个获得父母关爱的权利也没有；父母不在身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呢。不敢想象，我选择了不结婚，我爱我的儿女，因为太爱了，所以不敢让他们来到这相世上。只有义务没有权力，原来我是一个奴才。活着，我只能是讨一口饭吃，讨口饭还得看别人脸色，现在不就成了坐吃山空，明天就很可能横尸街头。我是奴才，我的命我作不了主。
　　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攘外必先安内，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以地事秦，乃六国破灭之根本。从古至今，中国统治阶级视对外不称霸为神圣的政治信条。中原争锋，烽火不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只要皇帝老子不高兴，就来个灭门九族。朱元璋手指一点，几万人头落地。读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内称霸史。
　　河里没鱼，山中无鸟，沙漠化，污水横流，这一切的一切没人管。处女卖淫，当官的为何老跟小女子过不去啊。就算我是性工作者，不偷、不抢，为了生存，你情我愿，我碍谁了。现在男女人口失衡，为了解决一些娶不到老婆的男人的生理问题，为了社会的稳定，我这是为国家作贡献。女人不是为了生存，没有人想做性工作者。谁不知哪个贪官背后不是妻妾成群，说白了就是为了搂钱。
　　活在圈子里，爱在圈子里，中国人的爱就是一个圈，只有圈子里的才会得到他的爱，越往圈外，爱就越弱。
　　

古之士大夫

留守儿童数量极为庞大
2013年5月，全国妇联曾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102.55万，其中独居留守儿童已多达205.7万，占留守儿童比例的3.37%。
而在一些劳务输出人口较多的地区，独居留守儿童的数量更为庞大。以西部某市为例，该市曾对全市打工者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在18万名外出打工人员中，因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而留在家里的留守儿童有164608名，占适龄入学儿童的10.6%，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其他亲人代理照料的，他们都可以算作“事实孤儿”。即便政府、社会已经开始对他们有一定的照看，他们面临的各种伤害、暴力风险都比一般儿童来的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心理健康以及衍生的自杀问题。


留守儿童发生心理问题的概率本来就高于普通儿童
由于无法获得正常的家庭教育和情感关怀，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品德和行为养成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尤以心理健康问题最为突出。这些问题也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
论文《农村初中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曾做过一个测试，作者在湖南永州的祁阳县选取两所农村初级中学随机抽选了174名留守儿童和106名非留守儿童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36.8%，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20.8%的检出率。并且，留守初中生出现更多的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
孤独倾向让老师和周围的人无法提供帮助，自责倾向、过敏倾向则会让儿童变得更加脆弱。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有可能会把家庭关系的不和谐、亲子之间不能相见乃至经济贫困都归结到自己身上，从而受到伤害。
学者邵福泉、苏虹曾以安徽某农村地区的2230名农村中学的留守儿童为对象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20.0%，在有自杀意念的人中有5%发生自杀行为，有自杀行为的人中有10%发生自杀死亡。按此计算，全国6000万留守儿童中有60万可能发生自杀行为。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数字有些危言耸听，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如此众多的自杀行为。对此，早有学者指出，由于自杀是不光彩的事情，很多家庭和单位因害怕承担责任，都会隐瞒自杀的证据，同时，医生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可能把死亡确定为自杀。这种倾向在儿童自杀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在世界范围内也非常普遍。美国学者Turkington就曾估计，美国正式报告的儿童自杀行为不会超过实际自杀行为的1%。


独居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可能更高
很多关于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和心理健康的研究都表明，儿童的伙伴关系和家庭的亲密关系对于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我国西南某省的一份针对14岁以下留守儿童自杀意念的研究表明，有2个或以上朋友的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情况是朋友数少于或等于1个的56%，接受关爱活动的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情况是未接受关爱活动的一半左右。
此外，自杀意念的发生与其学习成绩密切相关，学习成绩越差，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越高。同时师生关系对留守儿童的自杀率也有很大的影响，留守儿童得到教师更多的关爱，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就更低。家庭经济状况与留守儿童自杀意念也有关，如果留守儿童对外出打工的父母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存在过多的忧虑，心理负担就会加重，产生负性情绪，甚至产生自杀念头。
独居留守儿童与普通留守儿童相比，在父母外出打工后，几乎没有了家庭关系的关爱；由于缺乏监护人的监管，对于自己的学业更不用心，成绩常常也更差，更难以从老师那里得到支持和鼓励也更不容易交到朋友；而狠心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的家庭，其经济状况一般也较差，这无疑也会增加独居留守儿童的心理压力，让其更为自责和敏感。这些都会显著增加独居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发生率。


让孩子能够和父母进城才是长久之计
当然，即便孩子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一部分农村孩子的家长也并不能很好地履行作为家长的责任，甚至还有家暴行为，但这是另一个需要解决问题。通常来说，孩子跟父母在一起是更好的安排。
然而，对于务工者来说，“种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已是常态，尤其是对于西部很多偏远山区农民来说，进城务工是脱贫的唯一选择，然而农民工可以进城务工，但是他们的孩子却很难来到城市。
中国的大都市和印度、巴西等发展国家的大都市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贫民窟，城市更加整洁。专题《五个孩子如野草 贫贱家庭百事哀》中指出，全世界解决“三农问题”，几乎走了同样的一条路——即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融入工业化，然后释放农村土地，实现农业工业化、农民职业化。而这种转移，必然会在城市形成移民（贫民）住宅区。无论是当年的欧美，还是现在的南美印度，都有城市贫民窟。然而中国却走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不允许有贫民窟，却允许有工棚。工棚和贫民窟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只能住劳力，后者却能住家庭。
中国这种只允许青年劳动力进城前来做贡献，不允许他们的孩子来“添负担”的做法，不仅让父母和孩子被迫分离，还让他们身边的孩子面临诸多难题。正如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提到的，我国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初中辍学率较高，有的地区超过10%。而儿童辍学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儿童学生随家长工作地区变化而流动，未能及时转学。
试想，一个跟随父母来到大城市的普通农民工子弟，由于没有本地户籍，父母要办几十个证明才能让他入学，稍有不慎可不就很难及时转学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只能被迫辍学。一旦辍学，孩子就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古之士大夫

8岁女孩独守100多平米的大房子——广西都安留守女童生活现状探访
新华网南宁8月10日新媒体专电 在镜头前说起父母，这些女孩们无一例外全都哭了。
她们住的地方其实都不错，紧挨乡村小学，而且是两三层的独栋小楼。只是，外表漂亮，屋内却凌乱不堪。尤其是，这些大房子十分冷清，从早到晚只有几个幼小的身影独自活动在这空荡荡的大屋中。
这里是距离广西南宁两个多小时车程的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渔洞村。在当地，“借钱建房——打工还账”已很普遍，这使得大多数父母外出务工，留下幼小的子女独自生活，成为留守儿童。
在家长外出务工的家庭，一些女孩承担起操持家务的责任，瘦弱的身躯扛着这个年龄段本不该有的生活压力。
100多平米的大房子，只有一个8岁女孩
燕子（化名）12岁，已经小学毕业。马上要上初中的她，却有些发愁。
她家就住在渔洞小学边上，是一栋外饰气派的二层楼房。然而进到屋内，却发现还没有完工，地面不平，墙砖裸露，室内的楼梯没有扶手。
这里，住着燕子和她14岁的哥哥、10岁的妹妹。一楼堆满了杂物，二楼留给兄妹几个吃住。他们的父亲在云南打工，妈妈在广东东莞打工，爷爷奶奶已经去世。这两年，哥哥已经在乡里寄宿读初中，父母要到过年或暑假才回来。
燕子愁的，正是自己马上要去上初中，家中只剩下妹妹，这让她很不放心，“平时都是习惯了我照顾她，她搞不定自己的。”对此，燕子的妹妹丹丹既“不好意思”又满腹委屈，她在纸上写下“我想对爸爸说，爸爸您不要为了钱，而不能陪伴我们长大”。
燕子说，她妈妈可能下个月回来就不再去打工了，这个尚未成为事实的“家庭计划”让姐妹俩特别开心。
说话间，8岁的菊子来到了燕子家中玩耍，她是燕子和丹丹的堂妹。“她爸爸妈妈好几年前就出去打工了”，燕子指着对面一栋更大的楼房说，那就是堂妹菊子的家。
菊子有一个18岁的姐姐，在南宁读幼师学校；有一个16岁的哥哥，上初中住校。她的妈妈在东莞打工，爸爸则在缅甸务工。由此一来，那栋单层面积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平时空荡无人，只有菊子偶尔回家看看。
“菊子太小，平时住在我们的哑巴三娘家”，说起堂妹，燕子像个小大人一样充满怜爱。她说，因为无法和三娘进行语言沟通，菊子很寂寞，“特别喜欢赖在我和我妹的床上不回去。我们也欢迎她，多一个人多一份开心，一个人太孤单了。”
没有父母陪伴，她们被欺负、甚至被“隔离”
接受采访时，这些女孩子言语中流露着懂事、坚强，但在镜头前提起妈妈时，孩子们都难以抑制地嘤嘤哭泣。
记者了解到，她们的哭泣，除了对父母的思念、亲情的期盼，也夹杂着日常的委屈。
燕子说，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她和妹妹们会被同学欺负，有时甚至被莫名其妙地被“隔离”。“没有人跟我们玩，就是我们几个自己玩。”她说。“妈妈在家心里才踏实。”她每次提起妈妈，嘴唇都会抿来抿去，想说又不愿说，强忍着情绪。然而在说完那一刻，还是没忍住流了泪。
10岁的飞云，住在菊子家斜对面。因为父母常年在广东打工，这个胆小的女孩小小年纪就承担起照顾哥哥和弟弟的重担。看到燕子姐妹在接受采访，飞云第一反应是跑回家中，躲在自己的房间。在邻居的劝说下，她才愿意面对众人。
让记者感叹的是，这个年仅10岁的女孩，把家中收拾得井井有条。然而缺少了父母的陪伴，这个留守女娃依然显得胆怯、自卑，眼中随时涌出的泪珠掩饰不了她内心的脆弱。
面对镜头，飞云认真地说出对妈妈的思念和祝福：“爸爸妈妈，这几年来我非常想念你们，你们每年回来只有一个月的相处时间，下一次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美好的一个月。我们仨一定好好读书，一定会让你们满意的……”
说着说着，她突然捂着脸哭出声来，一旁的哥哥和弟弟显得手足无措。
“妈妈说叫我们不要想她，过得好就行”
在与这些留守女童的交谈中，记者发现她们不太愿意与外人沟通，很少对父母、老师或者其他成年人说出内心的不快乐和生活中的难题。
当地一些乡村教师说，这些留守女童，与其说这是坚强，不如说是压抑，尤其是留守女童到了青春期，情绪困扰无处排解，是普遍现象。
燕子和妹妹共用一部老式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她们的妈妈会打电话回来，有时聊几分钟，有时也聊很久。
“妈妈说叫我们不要想她，过得好就行。”燕子说，她从不在电话中跟妈妈说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些同龄女孩会对父母撒娇、使小情绪，燕子姐妹却从未有过。
飞云等几个留守女孩轻声告诉记者，她们有时候钱不够花，有时候会和同学发生矛盾，有时候还得面对哥哥弟弟懒惰的麻烦，甚至有的女孩在青春期身体发生变化时感到恐慌、害怕，却从来不向别人诉说，即使是电话中身处远方的爸爸妈妈。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这些独自居住的留守女童，大多家中不上锁，晚上睡觉也都是掩上门而已。由于土地有限，这里的房屋紧挨而建，没有围墙，楼顶相连。如果有人想从屋顶进入她们家，毫不费力。
也许这里村庄的民风好，也许孩子们的家中并无任何财产值得防备，也许之前数年都是这样过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让记者担心的是，谁能保护这些女孩们的安全？
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的数据显示，目前广西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约145万人，近一半是留守女童。近年来，由于农村留守女童因受到的监护不当或自身防范意识不强，遭遇意外伤害的案件时有发生。
《中国留守儿童调查》一书作者赵俊超认为，目前我国留守儿童问题存在简单轮回的风险，应在恰当的时机打开城市大门，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这不仅是解决留守儿童的根本出路，也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古之士大夫

部分城市降落户门槛 外媒：少数幸运儿受益
2015-10-04 05:11:00　来源: 参考消息网(北京)
作为湖北省一个小山城的年轻女子，袁泉在人生路上曾克服重重困难。她赢得了北京一所知名大学为数不多的几个非本地生录取名额之一，在首都生活了14年。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网站9月25日报道称，但是，袁泉将来领取的养老金与家乡的较低生活成本关联，所以她的薪酬比在北京出生的同事要低得多。她不能得到相同的便宜医疗。如果她有了孩子，她将不得不支付远远超过本地人的教育费用。
报道称，低技能国内流动人口经常遭受的歧视在中国引发诸多争论。但像袁泉这种受过良好教育人士的处境鲜有人关注。最近的户籍制度改革旨在帮助高技能人士摆脱困境，但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受益。
报道称，中国的每个人都有一份户口，登记着他们在哪里出生，给予他们权利在出生地以补贴价格享受教育和医疗服务。政府长期以来利用这套制度来控制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人进城打工。由于城镇低价医疗和教育只提供给那些有本地户口的人，该制度充当了人口流动的制动器。渴望进城赚取较高收入的年轻劳动力没有被吓倒，但他们通常会把孩子和老人留在家乡。政府乐得如此：它担心制造出有可能会难以管控的贫民窟。
不过，地方当局确实有点担心这种局面对袁泉之类人的影响。他们被认为是中国打造创新型和服务型经济的重要贡献者，但户籍制度给这些人带来大难题。张文霞来自湖南省，在北京的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她说，她正考虑返回家乡，因为那能让孩子有更大可能性考上一所好大学(高考必须在户口所有地参加)。来自江西省的谷子希望继续在首都开录音棚，但她表示，她也许会把女儿送到国外完成学业，因为国内高考对户口的要求太复杂。为了便于白领在全国各地流动而无需担心额外的福利费用，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允许62个城市和地区制订新规，其中包括实行积分制，按照申请者的受教育水平、工资和纳税情况等标准打分。献血等“好公民”表现也能积分。积分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就可以在当地落户。
报道称，袁泉也许有朝一日会走运：她家所在的北京市通州区将获准试行积分制。这很罕见。中央政府告诫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不要实行大幅改革，因为它们已经够大的了，政府希望让小城市加快发展。户籍仍然被认为可用于调节步伐。
在广州，按照积分制申请落户者必须在该市缴纳社保四年以上、无犯罪记录并遵守国家计划生育规定。但是，自2011年起，有着900万流动人口的广州市把每年落户人数限定在3000人以内。
报道称，这对北京市通州区的流动人口——占该区1300万居民总数的约一半——来说恐怕不是个好兆头。他们以及首都的其他类似人群常常被戏称为“北漂”。如果通州像广州一样严格，那么，这里可能每年也一样只会有区区数百人从户籍改革中受益。(编译/何金娥)

古之士大夫

研究称社会底层孩子早在中考前已和重点大学无缘

在知识和文凭愈来愈成为当今中国核心竞争力和时代化标签的同时，为何底层社会群体越来越无心通过文化资本的集聚来改变其底层状态？他们是天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传统？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他们被抛出教育这条“马拉松竞赛”的轨道？

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笔者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开展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深入研究从幼儿园入学一直到进入就业市场的教育筛选轨道中，底层家庭是如何一步步被固化的。

不少人即使送孩子读书，也支持“读书无用”

在乡间底层群体中，“读书是否有用”经常发生行为与观念上的“二元背离”。

笔者的调研结论证明：与子女已经接受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相比，有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性的认同度更高。但是，他们似乎仅仅是“读书有用”的观念认同者，但却是“读书无用”的行动支持者。尽管在送孩子入学时都会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把孩子的学习当回事：

一方面，家长任意肢解和侵占孩子的学习、休息时间，甚至在上课期间，有家长以孩子生病或转学的名义，领孩子到工地打工或到农田帮活；

另一方面，他们因为能力的限制而并不能真正参与到对子女的教育中来，甚至有时候因为功利、实用、短视与金钱至上的观念，而与学校主流价值观和教育实践形成抵触与反叛。升学希望渺茫与教育回报率低的尴尬现实，使他们寻找到一套属于底层的教育理性——

绝大多数的孩子将来都是升不了学的，这就意味着吃不了“国家饭”，他们迟早都要到社会上“谋饭吃”。与其在学校里被老师教成温顺的小绵羊，变成按书本规矩办事的“书呆子”，还不如现在就告诉孩子真实世界的行事规则。

这是乡间底层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选择。在现实中，底层因为家庭、教育、社会等多项因素影响，在通向社会阶层上层流动的教育竞争轨道中过早地被抛弃。同时，因为这种教育的高淘汰和低预期，底层孩子更快地结束了在教育筛选轨道中的旅程，提前开始了底层内部的个体社会化预演和训练。

“邻村”幼儿园：可有可无的教育场所

早期的儿童教育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在这段时间，儿童正逐步形成他们的自我概念和社会意识，这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步。然而，第一步对于不同的儿童来讲差异甚大。在城镇中，特别是大城市，儿童被送入学费昂贵的幼儿园接受有专家指导的正规早期教育。

一项对3000名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研究（大部分是贫困的美国黑人）表明，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在很多方面处在优势地位：他们很少被分到特殊班或补习班，很少有学生因成绩差而被留级；接受过学前教育的贫困家庭孩子在随后3年的标准比奈智力测试中，分数比控制组儿童高；他们保持着更强的“成就取向”，也倾向于培养比自身还要高的职业志向。

然而，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的家长相比，底层农村社会中的家长却在送孩子入幼儿园上发生了困难。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很多农村家庭持有这样的观点：

第一，诸多底层家庭认为幼儿园就是一群孩子玩的地方，可上可不上，何况家里有剩余劳动力，或自己带，或给父辈亲戚带，更能保证安全；

第二，幼儿园的学费普遍较贵，这是一笔不用浪费的支出，何况每天还要接送孩子，费时费力。

事实上，这种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底层社会学前教育发展的自身困境。

一方面，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中国幼儿园在2001年到201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09%，其中，城镇幼儿园和县镇幼儿园年均增加率分别高达6.76%和5.86%，但农村幼儿园年均仅增加1.02%。再从2010年到2011年的全国数据来看，在城市和县镇幼儿园绝对增长数纷纷过万的情况下，农村幼儿园却锐减了12904所。2011年，全国4～6岁幼儿人数中，农村占56.91%，可农村幼儿园园数和班数却仅占全国的35.19%和33.75%。农村幼儿教育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另一方面，农村幼儿园的保教人员（专任教师和保育员）非常紧缺，以全国数据为例，农村幼儿园专任教师2001到201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仅4.86%，这远低于城市和县镇的10.75%和9.51%，甚至近年来还出现了大规模减少的现象。

因为专任教师的紧缺，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四川芥县被淘汰下来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转到农村幼儿园任教。他们没有经过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学前教育培训，只能给农村幼儿讲授小学中的各种学科知识，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学前教育小学化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由此可见，这些留守的底层群体从起跑线处的学前教育开始，就面临着各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阻滞因素和现实困难。

就近入学：公平还是不公平

家住云乡最偏远村落——蜈村的杨光，是就近入学政策的严格遵守者。杨光来自典型的底层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一直和叔叔一家一起生活。腿部有残疾的叔叔和妻子在家务农，维持全家四口的日常生计。

7岁时，杨光入读了本村村小——蜈村小学。作为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管的一个教学点，蜈村小学中唯一的老师是一名年近六旬的民办老师。这位老师不会讲普通话，教学水平也不高。二年级时，蜈村小学因为县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而被撤并，杨光转到邻村的桥村小学读书，但该小学也仅有5名教师，其中3名还是民办教师。两年后，桥村小学在新一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再次被撤并。随后，杨光转到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与杨光同村的张小理则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就近入学”的路子。在外省打工的父母坚决把他送到县城的公办民助实验小学就读，尽管父母为此交纳不菲的学费，但张小理却在更优的环境中顺利成长。

目前已经初三的张小理尽管学习成绩不算突出，却有把握考入乡镇普通高中——寿镇中学，而当年成绩更为优秀的杨光，却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事实。

仅以英语为例，杨光所读的农村学校直到七年级时才开始教授英语，而张小理所就读的县城小学，早在三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了。同样的蜈村同辈，就近入学与择校之间的英语差距就是3年。

在一次次农村学校布局变更中，多次的就近入学经历使杨光很难跟上不同学校的教学进度，也很难迅速适应不断变换的教学风格。同时，也因为进了教学质量并不好的各类农村学校，杨光在懵懵懂懂中，从“好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差学生”。

众所周知，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种层级教育空间内部质量差异甚大：越是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差，反之亦然。所以，因为出生地、户口所在地、家庭条件等因素而被置于行政区划不同序列节点中的个体，会因为就近入学而被国家强迫性地分流到不同质量的学校就读。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异，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个体能否在若干年后取得成功，并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程序。

对于绝大多数身处农村底层家庭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来说，就近入学所就读的学校，只会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底层再生产的功能，而很难成为其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

初中后的分流：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或终止学业

事实上，教育分流中这种不公平的家庭资本关系在芥县也有明显体现。

笔者在芥县教育局获得了2013年全县中考的录取信息表和家庭基本情况表。在这份录取表中，笔者选择了4所芥县的初中学校作为样本学校，它们分别是县城中的公办民助贵族式初中、县城普通公办初中、镇上普通初中、乡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按照等比例抽样原则，笔者在每所学校随机抽取了50个考生，按照学校提供的家庭收入情况调查表，将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划为上层、5～10万元的划为中上层、2～5万元的划分为中层、1～2万元的划为中下层、1万元以下的划为底层。

定量研究数据发现，芥县初中生毕业后的流向与家庭所处阶层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上层子女就读市重点高中、县重点高中的比例高达66.7%和20.8%，而底层子女则没有人能入读市重点高中，仅有4%的比例入读县重点高中。底层子女入读本县职业高中的比例高达66%，终止学业的也高达22%。与之相反，上层子女则无人入读本县职业高中，也无人终止学业。另外，笔者还发现：职业中学成了中下层和底层子女绝大多数初中后的主要出路，而普通高中是中层以上子女的主要出路。

学生在学业与升学中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文化机制，教育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资本传递，这种传递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形成的习惯。随着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学校制度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一代一代地再生产，原有的阶级结构也越来越重要了。

父母的学历所代表的学校教育成果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家庭里积蓄着，由子女继承下来，而且子女和家庭的升迁性流动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为子女提供怎样的学校教育机会。

难以企及的重点大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困难

在教育层层分流与筛选的过程中，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群体而言，重点大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梦想：一方面，这需要家庭持续性的长期教育投资和丰富的文化资本传递，而这两项正好是底层群体相对最为稀缺的资源。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可以容许子女长达数年的教育周期性积累，在子女成长最为关键的时期内，他们也没有科学的教育方式和充足的文化资本予以理性培育与有效传递，他们甚至自身也并不真正重视教育，生存理性的强大思维惯性使他们急于期待子女尽早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去谋取即时的报酬，哪怕所获的微薄报酬甚至根本难以满足基本的日常生存所需。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更无法容忍这种投资所需要承担的高风险：毕业后即失业；

另一方面，录取制度和知识考核对底层群体也极不公平。

以英语为例，在笔者所调研的芥县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最近几年，少年们才在小学三年级开始零星接受一点英语学习，而就在几年前，因为英语老师紧缺，少年们都是要到初一才开始系统学习英语，且任教的英语老师甚至都不是英语专业出身，而是由教语文的老师兼职授课。

双语幼儿园和各种幼儿、少年英语培训班，在芥县县城和大城市里随处可见。就连芥县经济稍微发达一点的乡镇，家庭经济条件中等以上的孩子也都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且不论这些幼儿园英语教学专业性水平有多高，但与身处真正底层社区中的云乡少年们相比，乡镇少年的英语学习至少早了4～5年。所以，每次在全县的统一测试中，云乡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少年们，仅英语一科的平均分就比全县平均分低至少30分以上，更不要说其他学科了。在最后城乡统一的升学考试残酷竞争中，他们根本无力取得一丁点儿的优势。

这种“先天不足”与“后天更弱”的教育现实，使绝大多数底层群体早在中考前就已经和重点大学无缘了，能够考上一般普通高中的都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升入重点高中。

底层群体在教育筛选轨道中面对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更大的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弥补，反而却受到更大的歧视和挑战：

其一，国家教材和升学知识考核的亲城逆乡性，底层群体要去学习他们根本没有生活背景和经验体悟的精密化知识符码，这与他们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所以他们学习会比其他阶层面临更多的困难。

其二，各种决定命运的升学考试都要到陌生的城镇中去参考，这给本身就缺乏竞争优势的底层子弟带来更大的心理挑战。

其三，他们中的佼佼者即便幸运地进入了重点大学，但因为底层家庭社会资本的薄弱，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日益固化和排他化了的当代社会，他们又不得不流入低收入和低机会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同时还要面对城乡、区域和行业等多重非均衡市场分割现实以及城镇新移民现实生存危机的多重挑战，这些都是“教育改变命运”事实上的无效性或低效性所必然带来的高风险底层命运。

古之士大夫

17岁留守少年出走留信:下辈子不做穷人家孩子
陈家祎，身高1米67左右，戴眼镜，离家出走时穿白色T恤、白色九分裤、灰色运动鞋。如果您有线索请拨打本报热线962000，让家祎早日回家。
新安晚报 安徽网讯“我死后，请不要再去烦其他人了，我的死只和我个人有关。我死后尽量保持我肾的完整，卖 掉 后 应 该 值 些钱……”8月31日，六安市17岁高二学生家祎留下“遗书”，称要在7天内“脱离”，随后离家出走。家祎的父母远在上海打工，次日得知消息立即赶回家寻找，然而昨天已是孩子出走的第7天，仍没有任何线索。
9月1号是开学的日子，家祎却选择在开学前夜离家出走了。
8月31日，班主任一直没有等到家祎来报到，到了晚上打电话也打不通，随后赶紧联系了远在上海打工的家祎父母陈先生和潘女士。夫妻俩第二天一早急忙赶回家中，也找不到家祎，却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封“遗书”。
“爸，妈，没想到现在才写这东西，其实很早以前就想写了的，唉，现在匆匆忙忙地都不知道写些什么。嗯。首先，我其实已久（经）计划了很久的，只是因为很多事情才耽误这么久。第二，我死后，请不要再去烦其他人了，我的死只和我个人有关……下辈子不做穷人家的孩子。”
在抽屉里还有另一张字条，也含绝笔之意。“亲爱的爸妈，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也实在不想多说，这个世界太累了，而我又是个弱者，我走了，不用找了，七天，就七天，我便可以脱离了。”
家祎就这样，什么都没带，留下两张字条，走出了家门。
家祎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排中上等，平时与同学合租在校外，老师对他的评价是遵守纪律、尊敬师长，在父母眼中他也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潘女士与陈先生一直在上海打工，就在家祎离家出走前一周，潘女士还与儿子通过电话，“当时就是问一些学习上的事，作业做完了么，再问吃穿上还需要什么。”
“孩子当时有一些情绪，他说我天天就问这个事。”潘女士说，她和丈夫并没有在意，不料再接到电话时，已是儿子离家出走的消息。“真的平时对他的关心太少了。”陈先生满心内疚。
这几天，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只要与孩子有关系的人都出动了，六安的大小公园、烂尾楼、桥洞等只要能躲人的地方都找遍了，却一直没有家祎的消息。
9月4日，六安下起了雨，陈先生在朋友圈里写下：“下雨了，孩子，我不知道你是否淋雨了……我不知道下一秒怎么过……”“今天就是第七天了，他妈妈已经崩溃了，再找不到，我自己也要疯掉了。”电话里，陈先生又在抽泣，“孩子你告诉我一个消息，上不上学都没关系，不怪你，回来就可以了，过得平安就可以了。”

古之士大夫

湖南弑师留守儿童:我们不满14岁 打死人不用坐牢
本文转自无界号外
2015年10月20日，13岁的刘宇(初三)穿着校服，戴上手铐，被警察带回了湖南邵东县廉桥镇新廉小学。作为曾经的“三好学生”，再次回到熟悉的校园时，他的身份已是“千夫所指”的“杀人犯”。
两天前，他与两位玩伴赵民(12岁，初二)、孙斌(11岁，小学六年级)在这里杀害了乡村教师李桂云。
少年杀人是这出悲剧的第一惊奇。杀人的手段和行凶者们的年纪反差太大：彼此无冤无仇，突然棒击、拳打脚踢、不顾求饶、抢劫索财、捂脸至死后，掩盖现场，之后如常上课上网……
被劫杀的李桂云并非与行凶者素不相识。这位53岁的小学老师有31年教龄，在事发的新廉小学已任教9年。她虽不曾教过行凶的三人，却与刘宇、赵民在这座不大的校园共同度过了6年。
学生杀老师，是这出悲剧第二惊奇。为人和善、教学有方的李桂云在当地受人爱戴。行凶者浮出水面后，带给活着的人们一片错愕、惋惜、愤怒、不解。
事件何以在三个未满14岁的在校学生与受人爱戴的老师之间发生?他们各自的命运有着怎样的致命交集?已入歧途的少年能走向何方?
命运交集的最后一天，讲述的是少年犯罪背后的留守困境、网瘾之患、教育悲剧和法律争议。
“以校为家”的教师
李桂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是从送女儿刘洁上县城参加教师培训开始的。
2015年10月18日早上七点多，李桂云做好早餐，送女儿上了去县城的班车。一切如常，似乎根本不会有别的可能了，在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她将为女儿女婿做上一顿可口的晚餐。
上午十点左右，李桂云从学校宿舍步行去两公里外的镇里买菜。一位在菜市场里卖菜的亲戚看到了她，李桂云走过去，手摸了一下麦豆，问多少钱一斤?“九块。”她没舍得，就走开了。
没有人会想到，李桂云会死在自己任教的学校里，“而且还是以一种惨不忍睹的方式。”
这位留着齐额短发的乡村女教师，身材瘦小，1.5米的个子，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周围人的印象里，待人和善，几乎从不与人争吵，“小孩都没得罪一个，说话都不高声，不大声的。”
李桂云出身贫寒，从小就受了不少苦。1984年，她当上了乡村代课教师;十年后，转为了正式编制;没过几年，丈夫下岗;2013年，丈夫脑癌去世，留下刘桂云和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
细心的同事发现，李桂云丈夫去世后，李桂云不那么爱笑了。“她有时会感慨自己命运不好，唉声叹气。”她的生前好友兼同事周巧云知道她是还没有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走出来，私下里，“她一说起丈夫，就忍不住哭。”周巧云总会安慰：你现在好了，女儿如愿当了老师，也找到了归属，可以享福了。
不爱打牌不爱交际的李桂云，生活简单到堪称单调——上课、备课、吃饭、睡觉、上课……每天“教室-宿舍”两点一线，周末出去买菜、会友、访亲。她多年来一直住在学校，兼职守校，成了当地人眼中真正的“以校为家”。
因为积蓄不多，直到今年暑假，李桂云才在廉桥镇里买了一套毛坯房，打算三年后退休了住。
直到10月25日晚上的追悼会上，仍然有人不无惋惜的感叹：如果不是女儿刘洁恰好周末要去县城培训，如果不是在镇里当医生的女婿周日刚好值班，如果不是另一位一同义务守校的人中午刚好有事外出，如果新房早点装修好，不住在学校了……那么结果或许会完全不同。
李桂云买房的钱是多年积攒而来。朴素、节俭是她留给身边人的普遍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桂云会在晚上把煤球熄灭，第二天重新烧起，“连多烧一个煤球都舍不得，别人劝她也没用。”周巧云说。
她的节俭也有例外。同事围在一起说到“遇到抢劫的时候会怎么办”时，李桂云的答案总是简单而坚定：“我不要钱，钱都给他们，我要命。”
这符合她一直以来的朴素愿望：只想安稳的教书过日子。然而，命运最终并未垂青这点并不奢侈的愿望。
这个愿望终结在了2015年10月18日中午，因为不期而至的三名少年。
“断了线的风筝”
李桂云买菜时，离她不到50米外的黑马网吧，刘宇、赵民、孙斌正在上网玩游戏。两个多小时后，四个人将在两公里外的新廉小学致命相遇。
来镇里玩游戏前，有人看到刘宇三人和其他五六个年龄相仿的学生，围在家门口说笑，商量去镇里上网的事。一位当时打了退堂鼓的学生事后回忆，“侥幸逃过一劫。”
指认现场时的平静符合刘宇一贯的孤独封闭。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淡漠和早熟始于何时。他的小学班主任颜红玲回忆，刘宇小学时骑车把下巴磕破了，“一点都不叫、不哭、不闹。”他的初中班主任唐建友感受更直接——刘宇有时和同学闹矛盾言辞比较激烈，“他看上去很内向，但骨子里特别固执。”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多少源自他并不美好的家庭。其亲生父母都是再婚，家贫百事哀，彼此关系并不好。“有一次我去做家访，针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刘宇父母意见不合，当着我的面就吵起来。”唐建友说，刘宇父母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非打即骂。
叛逆伴随。“我不喜欢他们!”刘宇说他内心的想法无人可以倾诉。他开始抽烟、逃课、偷窃、打架、通宵上网、连续十多天旷课……“学坏了”的刘宇，家里的奖状也停留在了小学五年级。
“坏孩子”刘宇并不缺同伴。家住不远的赵民、孙斌就是他的铁杆，他们“一起玩，一起闹，也一起做坏事”。
赵民、孙斌是典型的留守少年。赵民的父母因诈骗入狱了，孙斌的父母常年在四川做生意，他们都只能由身体不便的爷爷奶奶带，“管不住孩子。”
在刘宇的家门口，时常聚集着来找他玩的小孩子，邻居经常看到他们一帮人吹着口哨，“闹哄哄”的路过。“大孩子”刘宇成了中心，就如后来他在弑师案中的角色。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学坏很简单，也很正常。”熟悉三个少年的村民案发后感慨，“最坏事的是网吧。”
三个少年在一起做的最多的是上网。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的依托的他们，最终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慰藉、刺激和成就感。“可以拿刀枪打打杀杀很刺激，打赢了就特别有成就感。”刘宇事后对新华社记者说，“特别是被爸爸骂了，更想上网去发泄。”
致命的一小时
回校，锁门，做菜，吃饭，一切按部就班的完成后，李桂云在12:20和女儿刘洁进行了手机视频通话。在视频里，李桂云说晚上要做一顿好吃的，女儿则叮嘱母亲要锁好校门，注意安全。
谁也没有想到，这成了她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等到刘洁一个小时后再打电话给李桂云时，已经打不通了，她当时不知道的是，她的母亲正在遭受一生中最绝望的一小时。
对这段时间李桂云的遭遇，当地宣传部门的最新一份通报言简意赅，尽可能隐去了其中的暴力血腥——刘宇三人一同上网之后，到新廉小学玩耍，因感到肚子饥饿，到学校小卖部偷东西吃，被独自守校的女老师李老师在操场发现，劝说离开，他们担心她报警，临时起意酿成惨剧。用布堵住老师嘴巴，至老师窒息死亡。
这一小时具体发生了什么?”警方通报、知情官员、家属陈述、死者同事，以及刘宇三人透过工读学校负责人的间接回忆，还原了完整经过——
当天12时许，刘宇三人商量来新廉小学玩耍。13时左右，三人从东侧翻墙进来，在校园里晃悠，因为饿了，想去一楼小卖部偷点东西吃。在他们寻找破门工具的时候，被正准备午睡的李桂云发现了，李桂云叮嘱他们不可以吵闹。
三人并没有理会叮嘱，而是继续用肩膀使劲推小卖部的门。这时，三人隐隐约约听到二楼李桂云开窗户的声音，“是不是老师发现我们了?”他们有点慌了，决定去试探一下。
三人上去敲门，假装来喝水，李桂云热情的接待了他们。事后，许多人相信，这次喝水，让三人注意到了李桂云买菜回来放在桌子上的钱包，并因此动了抢劫的心思，“大概有400块钱，其余很多证件和卡，所以显得有点鼓。”
三人喝完水，又继续到楼下去冲撞小卖部的门，并从教学楼一楼杂物间找来一根铁棒，撬开了小卖部的门，偷走了一些面包、棒棒糖。这时，似乎又传来了楼上开窗户的声音。三人不放心，决定再去试探一下，“老师你开校门，我们要出去了。”房间里的李桂云回了一句，“要得!你们到操场上等，我等一下来开门。”
很快，三个人到了校门外，等李桂云回去后，三个人心里越想越没底。
“我们今天做这个事，老师肯定发现了，我们回去把她打一顿，让她不要讲出去。”
“她还有钱，我们抢过来。”
“我们还没有14岁，就算打死人了，也不用坐牢。”刘宇的这句话，无意中成了当天最可怕的潜意识。
三个人马上翻墙回到校内，再次从杂物间找来了两三根木棒，来到了李桂云宿舍门外。
赵民依旧扮演了引诱开门的角色，房间里传来李桂云的疑惑声，“是谁?”三人都没有做声。就这样沉默了三四分钟，李桂云以为人已经走开了，刚刚开门探出头来看，就被隐藏两侧的刘宇和孙斌打了一木棒。
第二棒打下去，李桂云头上出血了，接着第三棒，到第四棒时，木棒打到了围墙上，断了。
三人继续拳打脚踢，还有人拿上了剪刀上来。
此时的李桂云早已被打趴在了地上，身子越来越往过道尽头的洗浴室退去。她用尽力气抱着刘宇的脚，大声喊道，“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要钱!”赵民脱口而出。
“我有一千，你们去柜子里找。”李桂云说。
“到底有多少?”刘宇逼问。
“有两千。”这时，李桂云已经退到了五米开外的洗浴室里了。
她被刘宇掐着脖子，被毛巾捂住了嘴巴，被孙斌压着脚，几乎动态不得。赵民去房间里找了两三分钟，没找到钱，换刘宇去找钱，赵民来捂住嘴。不一会儿，等刘宇找到两千元钱，让赵民放了李桂云时，发现她已经没气了。
“不好了!不好了! 老师死了!”
向所有人开放的网吧
下午三点多，刘洁放学了，她继续打母亲的电话，“还是打不通”，这时她已经预感到了事情不妙。
匆忙赶回来后，她发现校门紧锁，马上电话给另一位有校门钥匙的黄老师来开校门。他们快步赶到宿舍门口，发现房门紧锁，敲门、喊话、电话都没有应答后，黄老师骑着摩托车载着刘洁到处寻找去了。
下午五点半左右，刘洁在周巧云家楼下大声喊话，“周老师，我妈妈来你家玩了没有?”当时的周巧云没有感到任何异常：“当时我还留她在我家吃饭，跟她说你妈妈等会就回来了。”
刘洁两人骑着车又匆匆忙忙去别处找了。
满身是血的刘宇打算去找身衣服换上。找衣服时，他又找到了三四百元，孙斌找到了两三百元。刘宇对这些钱做了分配：自己拿两千，赵民拿自己后来找到的三四百元，孙斌拿自己找到的。
当第二天早上孙斌被警察抓到时，他的身上还剩下100元。
随后，他们冷静的把尸体拖到床底下，用布包好死者的脚，洒上墨水掩盖血迹，清洗现场，把门锁上，关了死者的手机，扔到围墙外。
弄完这一切，三人顺着围墙又爬了出去。三四点时，他们已经坐上班车，到了邵东县城。
在县城，他们开了房，洗了澡，就去上网玩游戏去了。上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时，他们回宾馆睡了一个半小时，然后送孙斌上了回学校的班车，刘宇、赵民继续上网打游戏。
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他们老家的廉桥镇，网吧的大门也向所有闯入者开放。网络成了瘾，刘宇可以“连续十多天不回家通宵上网”，在老师眼中“遵守纪律”的孙斌总是偷偷地从爷爷奶奶的包里拿钱。为了防止赵民晚上偷溜出去上网，腿脚不便的爷爷只得搬个棉被睡在门口。
三人上网主要是玩游戏，玩的做多的是一款名为《穿越火线》(简称CF)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在这个游戏里，玩家扮演控制一名持枪战斗人员，与其他玩家进行械斗。刘宇最喜欢扮演里面的“黑鹰”，因为它走得快，跳得高，有领袖气质，玩得人少。在网民的形容中，他就像“鹰”一样，冷酷、准确地猎杀目标。
弑师案两个小时前，三人在网吧玩游戏;弑师案六个小时后，三人继续在网吧玩游戏。
李桂云的嫂子唐凤莲事后回忆，起初看到上锁的宿舍门，他们一度认为李桂云没有在房间内，直到从窗户外看到凌乱的客厅，才判断里面出事。
破门之后，第一个在现场的人——李桂云的弟弟看到的是惊心一幕，“当我们掀开床垫的时候，我的姐姐趴在地上，头发全部被鲜血染红，整个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地上还在留着鲜血。当时感到天旋地转，伤心欲绝，根本不敢面对。”
10月18日18时许，接到报警后，邵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迅速赶赴现场，“4小时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此时的三人，已经坐在了邵东县城的网吧里，在“CF ”里各自扮演厉害角色，对战厮杀。
邵东警方提供的一段抓捕视频显示，在网吧里，刘宇正蜷缩在电脑前的皮质沙发椅上，头戴耳机，玩着游戏，对身后出现的警察毫不知情。在被警察拉出椅子时，他没有显出紧张情绪，仍旧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坐在他身后身边的赵民，还戴着他那副瓶底厚的近视眼镜，在被警察叫起时，只是一脸茫然地望着来人，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冷淡的与被改变的
事发当晚锁定犯罪嫌疑人后，刑警发现三人当晚通宵未归。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透露了两个破案的关键细节：赵民戴眼镜的明显特征;警方通过QQ聊天问出刘宇、赵民二人所在的网吧地址。
第二天上午9点，警察在学校带走了涉案的孙斌。下午14时许，警察在县城一家网吧找到了刘宇、赵民两人。三人对抢劫杀人事实供认不讳。
这起在办案民警看来“作案手法有些老练”的案子，在发现行凶者是三个未满14岁的学生时，还是让办案人员吃了一惊。这种吃惊延续到了三人被抓后的表现，“一般的小孩子早就吓坏了，但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一起“临时起意”的杀人案，至少让四个家庭无可避免的改变了。
乡村教师李桂云再也回不到她心爱的课堂了。10月25日晚上，十里八乡的人赶过来参加李桂云的追悼会，一片哀戚和悲痛，近200人在这里跟李桂云做最后的道别。李桂云遇害后，当地教育部门启动了“因公死亡”的申报程序。
年轻的刘洁夫妻，从此与他们的妈妈阴阳两隔。他们默默哭泣，“为了继续生活”，婉拒了所有前来采访的媒体。
10月26日，李桂云出殡。这一天，赵民在贵州服刑的父母出狱了。这对在赵民眼中“卖假货”的父母再一次见到赵民时，面对的将是一个被贴上了“杀人犯”标签的儿子。
孙斌在四川做生意的父亲也赶回来了。在邵阳工读学校见到孙斌的第一眼，这位中年父亲就哭着说，“你闯大祸了!你害死爸爸了知道吗?”
原本不睦又贫困的刘宇一家，更加破碎。刘宇的妈妈已经没去小工厂打工了，他的爷爷奶奶为了避开一波波的来往者，早出晚归，大门紧闭。
被改变的还有更多人的命运。当地启动事件追责程序后，邵东县文广新局局长李秋兵被立案调查，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局长李正端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廉桥镇中心学校校长被诫勉谈话，新廉小学校长被免职处理……
事件甚至一时改变了小镇的气氛。在廉桥镇，一个细节被愤怒的人反复提及，“他们知道不到14岁不用负责，有这个观念了，杀偷抢都没关系了。”愤怒之外，也有隐隐的恐惧。廉桥镇当地一位愤怒的村民在谈到“14岁不用入刑”时，马上被身边的人提醒，“小声点!不要让那些孩子知道了!”
更多关于“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是否入刑”的讨论出现在邵东之外。
三人被抓获的当晚就被送往了邵阳市工读学校。“我们也很无奈，打不得、关不得，要么放了，回到社会上去，要么去工读学校。”一位办案民警说。
被送到学校后，刘宇、赵民、孙斌看似“若无其事”的背后，事件阴影也在悄悄滋长。工读学校负责人周红说，三人来到学校后，与这里的其他孩子一样，施行全军事化管理。他们受到了老师的特别留意，三人想得最多、问得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可以回去上学?”
来到工读学校第二天，三人上了一堂法律课，当老师讲到犯罪中的“强迫”，稍微涉及了一点“未成年犯罪”。下课后，最小的孙斌在操场上哭了起来，他告诉周红，“我们做那个事，好像是不对的。”
周红发现，三个孩子来了后，都不喜欢说话。“大孩子”刘宇总是发呆，报数总是报错，“总是要慢一拍，心不在焉。”这种情况在其他孩子发现三人杀了老师，讲他们是“杀人犯”后，变得更加明显了。三个人听到了“不反驳，不争不吵，但心里肯定烦，不好过。”
后来，学校组织了一堂心理课，三个少年站在讲台上，讲了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的想法。周红说，他们都忏悔了。刘宇提到，“自己错了，心里难受，今后要改过。”
周红介绍，自2003年创办以来，与政府合作办学的邵阳市工读学校共接收了3000多名“不良少年”，“有四起是因为不到14岁杀了人，被政府送来的。”虽然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走上了正途，但也有人走上了不好的极端。
“出去后，是随波逐流，还是洗心革面，很难说。确定的是，单单靠一个学校，花个半年一年的时间来教育，肯定不行。”周红担忧，这些“走在犯罪边缘的孩子”，出去后会再入歧途。
“断了线的风筝，如果就这样回到社会上，又能飘到什么地方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