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黎廷文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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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廷文回忆录

投笔从戎

我是梧州市长洲区正阳村人，生于1921年10月6日〔农历九月初六〕，民国时期小学分为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1—4年级，高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5—6年级，我在本村的“祈山小学”读完初小，毕业后必须到设在寺冲村的“苍梧县职业学校”附属小学才能读高小，〔苍职校长梁达贤，附小主任李嗣石〕由于家里穷我只读了一年便拙学了。当年我只有13岁，便在邻居易冠弟的“易合记”饼铺打杂赚点伙食费。过了一年多，家境稍有好转，在两位兄长的资助和劝导下，我继续完成学业，当时苍职己改为“长洲国民中学”〔校长关祖培〕，小学部分改为“长洲中心小学”，高小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洲国民中学”继续读书。由于广西当局实行寓兵于农、寓官于学的政策，学校设有军训教官〔中校军衔〕，中学生一律要实行军训，军训地点起先在武鸣，日本鬼子佔领南宁后搬到雒容，全省的中学生都要在此集中军训一年，连同读书的两年总共过了三年，我于1939年中学毕业。毕业后我在“祈山小学”教书，校长是五哥黎廷辉，这是广西省特有的“村长、小学校长及民团队长”三位一体的职务。如果没有日本鬼子的入侵，也许教师会成为我终身的职业，不幸的是全民抗战终于爆发了。抗日战争需要大批的下级军官，当时政府号召广大的知识青年从军，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我响应号召于1939年底，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六分校的第18期，从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军校设在桂林市的李家庄，在入伍生阶段，我被编入第一中队，学习的是步兵操典，在这期间集体加入国民党，监誓人是李济深，我的党证是“军缘07503号”。期间蒋介石曾来军校视察并向学生训话，这是我唯一一次在近距离见到蒋介石。六个月后分科时，我被分配到直属中央的陆军工兵学校，校址设在湖南零陵的城皇庙内，我们在工兵学校时虽然是工兵学校的第五期，但由于我们是“黄埔军校第十八期委托工兵学校培训”，所以我们仍然属于黄埔军校第十八期。1942年毕业分配时，我们从广西来的十八位同学希望分配回广西，便集体联名写信给负责广西防务的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信中对他百般恭维，声称“闻其威名，如雷贯耳，愿在其麾下效犬马之劳”，结果全部被分配回广西服役。

浴血抗战

16集团军下核31、46两军，每军三个师，当时的编制为军部直属一个工兵营，师部直属一个工兵连，我被分配到31军135师工兵连当见习排长，官阶少尉。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在玉林构筑防御工事，在十字路口构筑成好似蒙古包的街垒。第二次是负责到博白接收新兵，博白是135师的师管区，我和连长带着一批老班长前往接收，新兵已经集中在师管区里，我们与师管区直接办理交接。博白靠近海边，那里的盐比内地便宜，连长顺便在那里采购了一批食盐分给每一个士兵携带。从博白前往玉林要徒步行走一百多公里的乡间小路，新兵当时还没有领到军服，衣着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区别，为了防止新兵脱逃，我向连长建议将每个新兵的衣袖都剪去一半，使新兵与老百姓有所区别，连长接受了我的建议，结果全部新兵安全到达玉林驻地。

1944年春，日本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衡阳陷落后即由北向南进入广西，驻扎在广东的日军同时沿西江向西入侵，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桂柳会战”。平南的丹竹机场是中美联合空军的前进机场，对日军的威胁很大，成为日军必须先攻占的目标，负责守卫机场的是31军405团，该团团长秦镇在日军进攻时贪生怕死，稍作抵抗便放弃了机场。为了严肃军纪，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密令军部就地枪决这个团长，由我们工兵连负责将其押送到桂平的军部，为了稳定他的情绪，诡称是接他到军部开会，当年部队行军全靠士兵的两条腿，只有长官才可以骑马，我们还专门找来一匹马作为他的坐骑，到达军部当天便将他枪毙了。

我们工兵连的驻地就在金田村洪秀全起义的地方，我们工兵连在那里负责构筑防御工事，但日本鬼子却没有我们这里，而是经由武宣向西进攻，我军大部队向西撤退，工兵连与师部失去联系成为孤军，连长决定我们经大鹏圩向西撤退，工兵连除了配备普通步兵必须的武器弹药外还要配备大批的工兵器材，由于缺乏骡马，我们雇有一批民伕帮忙搬运，但路过大鹏圩时民伕全部跑光了，幸得一个曾在粤军服役的张司令帮助，重新找到民伕和响导引导我们经由大瑶山向西撤退。我们在崎岖不平的山路走了两天两夜来到柳江边，幸好江中有渡船我们才得以平安到达彼岸。一路上经过都安、万冈、东兰一路向西走，大瑶山山高路险，一不小心便会跌落山坑，我因此而跌伤了脚无法走路，连长命令做了一个滑杆由两个士兵抬着我继续前进。由于路上不断有士兵逃亡，部队大量减员，剩余的大量武器弹药和器材无法继续携带，到达贡川县时，由于日军已停止进攻，战事进入相持阶段，我们与师部也联系上了，工兵连要归还建制，师部指示我们将无法携带的武器弹药交给万江县政府保存，但要派人看管，由于我脚伤无法走路，便决定由我带领几个士兵留下来负责看管这批武器弹药。万江圩“徐土记”的老板与白崇禧曾有过一段交情，在当地很有威望，在他的协助下将所有的武器弹药运到圩外两公里处的一个山洞内保存。我们在万江圩住了两个多月，其间凭米单和钞票向县政府领取给养，直到归队时为止，武器弹药基本得以保存。

1945年初，部队进行整编，撤销了31军，将我们工兵连剩下约一个排兵员调到46军188师扩编为工兵连，我升任上尉副连长。在美国的帮助下我们的待遇得到提高，每月吃到45斤大米，3000元伙食费，并装备有新式武器，师部驻有美国派驻的联络组，准备实施大反攻了。当部队经过容县时我还专门约见了凤卿和素卿妹妹，当时凤卿在容县做小生意，素卿在当地医院工作。我们的部队负责向南进攻，光复了廉江县后准备再进攻遂溪县，8月15日晚上，我们工兵连正准备破坏遂溪县马鞍山的铁丝网时，枪炮声突然全部停了下来，原来日本天皇已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我们胜利了。

海南受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军亊委员会命令46军开赴海南岛接受日军投降。当地航运部门为我们在广州湾〔现在叫湛江〕征集了十多艘驳船，全军步行到徐闻县登上驳船，浩浩荡荡向海南岛进发，我们在海口市秀英港登陆，在海口我们举行了入城仪式，海口市民夹道欢迎我们，入城队伍从中山路经博爱北、博爱南走去，两旁店铺从楼上吊下长长的鞭炮，响个不停，烟雾弥漫，入城仪式好威武。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到达海南后，海南民众为表达感激之情，凡买卖不特依照往日价格，没有提高，间也有以自己出产品降低价值者，以示敬军。令人欣慰的是，第四十六军的将士们却往往按照原本的价格购买，甚至时常多付一部分钱。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海南大地上，军队与民众之间达成的这种默契，无不让人体会到人性的温暖。

当时海南岛地区被划入第二受降区，该区由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受降主官。受降仪式主会场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投降仪式上，海南岛日军指挥官肥厚大佐脸色苍白、神情恍惚，与其他侵华日军头目一道低下了傲慢的头颅。此时，总兵力达13.7万人(其中海南警备府49400人)的侵琼侵粤日军被迫放下武器，就地集结，等待向中国军民缴械投降。

我们四十六军负责接受海南岛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投降。受降仪式在海口市的日本兵营里，因为得到了美国的援助，我军的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士兵穿上了胶鞋，我们已经不再是草鞋兵了，但与装备精良的日军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不知道日本的海军陆战队是出于礼节还是有意向我们示威，在操场上他们穿载着崭新的军服，列着整齐的队形迎接我们的到来，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整齐的队形，我们外表上虽然显得寒酸，但是我们士气高昂，因为我们是胜利者，而日军在整齐的队列中仍然无法掩盖因战败而留露出来的沮丧。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海南警备府长官、海军中将佐贺启次郎投降时向我们的代表交出海军军刀，并向我军交出日军人员和武器的清单。

投降的日本正规军和日本侨民总共5万多人，如何管理和遣返这些俘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没有参与管理战俘的工作，我们188师随后调往榆林港附近的嘉積圩驻防，但我见到与我同村的李嗣会，他毕业于黄埔十六期，属于编余的军官，这时分配他负责管理战俘的工作，据他说这时的日本兵已经成为过街老鼠，曾经多次发生民众追打俘虏兵的事件，为防止再发生同样的事件，我方只好把俘虏兵关闭在俘虏营里保护起来，遣返战俘的工作一直进行了一年多才把他们全部遣返回国。

黎锡芬录音整理2015-7-9

黎廷文回忆录投笔从戎我是梧州市长洲区正阳村人，生于1921年10月6日〔农历九月初六〕，民国时期小学分为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1—4年级，高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5—6年级，我在本村的“祈山小学”读完初小，毕业后必须到设在寺冲村的“苍梧县职业学校”附属小学才能读高小，〔苍职校长梁达贤，附小主任李嗣石〕由于家里穷我只读了一年便拙学了。当年我只有13岁，便在邻居易冠弟的“易合记”饼铺打杂赚点伙食费。过了一年多，家境稍有好转，在两位兄长的资助和劝导下，我继续完成学业，当时苍职己改为“长洲国民中学”〔校长关祖培〕，小学部分改为“长洲中心小学”，高小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洲国民中学”继续读书。由于广西当局实行寓兵于农、寓官于学的政策，学校设有军训教官〔中校军衔〕，中学生一律要实行军训，军训地点起先在武鸣，日本鬼子佔领南宁后搬到雒容，全省的中学生都要在此集中军训一年，连同读书的两年总共过了三年，我于1939年中学毕业。毕业后我在“祈山小学”教书，校长是五哥黎廷辉，这是广西省特有的“村长、小学校长及民团队长”三位一体的职务。如果没有日本鬼子的入侵，也许教师会成为我终身的职业，不幸的是全民抗战终于爆发了。抗日战争需要大批的下级军官，当时政府号召广大的知识青年从军，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我响应号召于1939年底，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六分校的第18期，从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军校设在桂林市的李家庄，在入伍生阶段，我被编入第一中队，学习的是步兵操典，在这期间集体加入国民党，监誓人是李济深，我的党证是“军缘07503号”。期间蒋介石曾来军校视察并向学生训话，这是我唯一一次在近距离见到蒋介石。六个月后分科时，我被分配到直属中央的陆军工兵学校，校址设在湖南零陵的城皇庙内，我们在工兵学校时虽然是工兵学校的第五期，但由于我们是“黄埔军校第十八期委托工兵学校培训”，所以我们仍然属于黄埔军校第十八期。1942年毕业分配时，我们从广西来的十八位同学希望分配回广西，便集体联名写信给负责广西防务的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信中对他百般恭维，声称“闻其威名，如雷贯耳，愿在其麾下效犬马之劳”，结果全部被分配回广西服役。 浴血抗战16集团军下核31、46两军，每军三个师，当时的编制为军部直属一个工兵营，师部直属一个工兵连，我被分配到31军135师工兵连当见习排长，官阶少尉。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在玉林构筑防御工事，在十字路口构筑成好似蒙古包的街垒。第二次是负责到博白接收新兵，博白是135师的师管区，我和连长带着一批老班长前往接收，新兵已经集中在师管区里，我们与师管区直接办理交接。博白靠近海边，那里的盐比内地便宜，连长顺便在那里采购了一批食盐分给每一个士兵携带。从博白前往玉林要徒步行走一百多公里的乡间小路，新兵当时还没有领到军服，衣着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区别，为了防止新兵脱逃，我向连长建议将每个新兵的衣袖都剪去一半，使新兵与老百姓有所区别，连长接受了我的建议，结果全部新兵安全到达玉林驻地。1944年春，日本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衡阳陷落后即由北向南进入广西，驻扎在广东的日军同时沿西江向西入侵，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桂柳会战”。平南的丹竹机场是中美联合空军的前进机场，对日军的威胁很大，成为日军必须先攻占的目标，负责守卫机场的是31军405团，该团团长秦镇在日军进攻时贪生怕死，稍作抵抗便放弃了机场。为了严肃军纪，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密令军部就地枪决这个团长，由我们工兵连负责将其押送到桂平的军部，为了稳定他的情绪，诡称是接他到军部开会，当年部队行军全靠士兵的两条腿，只有长官才可以骑马，我们还专门找来一匹马作为他的坐骑，到达军部当天便将他枪毙了。我们工兵连的驻地就在金田村洪秀全起义的地方，我们工兵连在那里负责构筑防御工事，但日本鬼子却没有经过我们这里，而是经由武宣向西进攻，我军大部队向西撤退，工兵连与师部失去联系成为孤军，连长决定我们经大鹏圩向西撤退，工兵连除了配备普通步兵必须的武器弹药外还要配备大批的工兵器材，由于缺乏骡马，我们雇有一批民伕帮忙搬运，但路过大鹏圩时民伕全部跑光了，幸得一个曾在粤军服役的张司令帮助，重新找到民伕和响导引导我们经由大瑶山向西撤退。我们在崎岖不平的山路走了两天两夜来到柳江边，幸好江中有渡船我们才得以平安到达彼岸。一路上经过都安、万冈、东兰一路向西走，大瑶山山高路险，一不小心便会跌落山坑，我因此而跌伤了脚无法走路，连长命令做了一个滑杆由两个士兵抬着我继续前进。由于路上不断有士兵逃亡，部队大量减员，剩余的大量武器弹药和器材无法继续携带，到达贡川县时，由于日军已停止进攻，战事进入相持阶段，我们与师部也联系上了，工兵连要归还建制，师部指示我们将无法携带的武器弹药交给万江县政府保存，但要派人看管，由于我脚伤无法走路，便决定由我带领几个士兵留下来负责看管这批武器弹药。万江圩“徐土记”的老板与白崇禧曾有过一段交情，在当地很有威望，在他的协助下将所有的武器弹药运到圩外两公里处的一个山洞内保存。我们在万江圩住了两个多月，其间凭米单和钞票向县政府领取给养，直到归队时为止，武器弹药基本得以保存。1945年初，部队进行整编，撤销了31军，将我们工兵连剩下约一个排兵员调到46军188师扩编为工兵连，我升任上尉副连长。在美国的帮助下我们的待遇得到提高，每月吃到45斤大米，3000元伙食费，并装备有新式武器，师部驻有美国派驻的联络组，准备实施大反攻了。当部队经过容县时我还专门约见了凤卿和素卿妹妹，当时凤卿在容县做小生意，素卿在当地医院工作。我们的部队负责向南进攻，光复了廉江县后准备再进攻遂溪县，8月15日晚上，我们工兵连正准备破坏遂溪县马鞍山的铁丝网时，枪炮声突然全部停了下来，原来日本天皇已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我们胜利了。 海南受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军亊委员会命令46军开赴海南岛接受日军投降。当地航运部门为我们在广州湾〔现在叫湛江〕征集了十多艘驳船，全军步行到徐闻县登上驳船，浩浩荡荡向海南岛进发，我们在海口市秀英港登陆，在海口我们举行了入城仪式，海口市民夹道欢迎我们，入城队伍从中山路经博爱北、博爱南走去，两旁店铺从楼上吊下长长的鞭炮，响个不停，烟雾弥漫，入城仪式好威武。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到达海南后，海南民众为表达感激之情，凡买卖不特依照往日价格，没有提高，间也有以自己出产品降低价值者，以示敬军。令人欣慰的是，第四十六军的将士们却往往按照原本的价格购买，甚至时常多付一部分钱。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海南大地上，军队与民众之间达成的这种默契，无不让人体会到人性的温暖。当时海南岛地区被划入第二受降区，该区由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受降主官。受降仪式主会场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投降仪式上，海南岛日军指挥官肥厚大佐脸色苍白、神情恍惚，与其他侵华日军头目一道低下了傲慢的头颅。此时，总兵力达13.7万人(其中海南警备府49400人)的侵琼侵粤日军被迫放下武器，就地集结，等待向中国军民缴械投降。我们四十六军负责接受海南岛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投降。受降仪式在海口市的日本兵营里，因为得到了美国的援助，我军的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士兵穿上了胶鞋，我们已经不再是草鞋兵了，但与装备精良的日军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不知道日本的海军陆战队是出于礼节还是有意向我们示威，在操场上他们穿载着崭新的军服，列着整齐的队形迎接我们的到来，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整齐的队形，我们外表上虽然显得寒酸，但是我们士气高昂，因为我们是胜利者，而日军在整齐的队列中仍然无法掩盖因战败而留露出来的沮丧。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海南警备府长官、海军中将佐贺启次郎投降时向我们的代表交出海军军刀，并向我军交出日军人员和武器的清单。投降的日本正规军和日本侨民总共5万多人，如何管理和遣返这些俘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没有参与管理战俘的工作，我们188师随后调往榆林港附近的嘉積圩驻防，但我见到与我同村的李嗣会，他毕业于黄埔十六期，属于编余的军官，这时分配他负责管理战俘的工作，据他说这时的日本兵已经成为过街老鼠，曾经多次发生民众追打俘虏兵的事件，为防止再发生同样的事件，我方只好把俘虏兵关闭在俘虏营里保护起来，遣返战俘的工作一直进行了一年多才把他们全部遣返回国。黎锡芬录音整理2015-7-9黎廷文回忆录

投笔从戎

我是梧州市长洲区正阳村人，生于1921年10月6日〔农历九月初六〕，民国时期小学分为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1—4年级，高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5—6年级，我在本村的“祈山小学”读完初小，毕业后必须到设在寺冲村的“苍梧县职业学校”附属小学才能读高小，〔苍职校长梁达贤，附小主任李嗣石〕由于家里穷我只读了一年便拙学了。当年我只有13岁，便在邻居易冠弟的“易合记”饼铺打杂赚点伙食费。过了一年多，家境稍有好转，在两位兄长的资助和劝导下，我继续完成学业，当时苍职己改为“长洲国民中学”〔校长关祖培〕，小学部分改为“长洲中心小学”，高小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洲国民中学”继续读书。由于广西当局实行寓兵于农、寓官于学的政策，学校设有军训教官〔中校军衔〕，中学生一律要实行军训，军训地点起先在武鸣，日本鬼子佔领南宁后搬到雒容，全省的中学生都要在此集中军训一年，连同读书的两年总共过了三年，我于1939年中学毕业。毕业后我在“祈山小学”教书，校长是五哥黎廷辉，这是广西省特有的“村长、小学校长及民团队长”三位一体的职务。如果没有日本鬼子的入侵，也许教师会成为我终身的职业，不幸的是全民抗战终于爆发了。抗日战争需要大批的下级军官，当时政府号召广大的知识青年从军，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我响应号召于1939年底，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六分校的第18期，从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军校设在桂林市的李家庄，在入伍生阶段，我被编入第一中队，学习的是步兵操典，在这期间集体加入国民党，监誓人是李济深，我的党证是“军缘07503号”。期间蒋介石曾来军校视察并向学生训话，这是我唯一一次在近距离见到蒋介石。六个月后分科时，我被分配到直属中央的陆军工兵学校，校址设在湖南零陵的城皇庙内，我们在工兵学校时虽然是工兵学校的第五期，但由于我们是“黄埔军校第十八期委托工兵学校培训”，所以我们仍然属于黄埔军校第十八期。1942年毕业分配时，我们从广西来的十八位同学希望分配回广西，便集体联名写信给负责广西防务的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信中对他百般恭维，声称“闻其威名，如雷贯耳，愿在其麾下效犬马之劳”，结果全部被分配回广西服役。

浴血抗战

16集团军下核31、46两军，每军三个师，当时的编制为军部直属一个工兵营，师部直属一个工兵连，我被分配到31军135师工兵连当见习排长，官阶少尉。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在玉林构筑防御工事，在十字路口构筑成好似蒙古包的街垒。第二次是负责到博白接收新兵，博白是135师的师管区，我和连长带着一批老班长前往接收，新兵已经集中在师管区里，我们与师管区直接办理交接。博白靠近海边，那里的盐比内地便宜，连长顺便在那里采购了一批食盐分给每一个士兵携带。从博白前往玉林要徒步行走一百多公里的乡间小路，新兵当时还没有领到军服，衣着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区别，为了防止新兵脱逃，我向连长建议将每个新兵的衣袖都剪去一半，使新兵与老百姓有所区别，连长接受了我的建议，结果全部新兵安全到达玉林驻地。

1944年春，日本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衡阳陷落后即由北向南进入广西，驻扎在广东的日军同时沿西江向西入侵，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桂柳会战”。平南的丹竹机场是中美联合空军的前进机场，对日军的威胁很大，成为日军必须先攻占的目标，负责守卫机场的是31军405团，该团团长秦镇在日军进攻时贪生怕死，稍作抵抗便放弃了机场。为了严肃军纪，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密令军部就地枪决这个团长，由我们工兵连负责将其押送到桂平的军部，为了稳定他的情绪，诡称是接他到军部开会，当年部队行军全靠士兵的两条腿，只有长官才可以骑马，我们还专门找来一匹马作为他的坐骑，到达军部当天便将他枪毙了。

我们工兵连的驻地就在金田村洪秀全起义的地方，我们工兵连在那里负责构筑防御工事，但日本鬼子却没有经过我们这里，而是经由武宣向西进攻，我军大部队向西撤退，工兵连与师部失去联系成为孤军，连长决定我们经大鹏圩向西撤退，工兵连除了配备普通步兵必须的武器弹药外还要配备大批的工兵器材，由于缺乏骡马，我们雇有一批民伕帮忙搬运，但路过大鹏圩时民伕全部跑光了，幸得一个曾在粤军服役的张司令帮助，重新找到民伕和响导引导我们经由大瑶山向西撤退。我们在崎岖不平的山路走了两天两夜来到柳江边，幸好江中有渡船我们才得以平安到达彼岸。一路上经过都安、万冈、东兰一路向西走，大瑶山山高路险，一不小心便会跌落山坑，我因此而跌伤了脚无法走路，连长命令做了一个滑杆由两个士兵抬着我继续前进。由于路上不断有士兵逃亡，部队大量减员，剩余的大量武器弹药和器材无法继续携带，到达贡川县时，由于日军已停止进攻，战事进入相持阶段，我们与师部也联系上了，工兵连要归还建制，师部指示我们将无法携带的武器弹药交给万江县政府保存，但要派人看管，由于我脚伤无法走路，便决定由我带领几个士兵留下来负责看管这批武器弹药。万江圩“徐土记”的老板与白崇禧曾有过一段交情，在当地很有威望，在他的协助下将所有的武器弹药运到圩外两公里处的一个山洞内保存。我们在万江圩住了两个多月，其间凭米单和钞票向县政府领取给养，直到归队时为止，武器弹药基本得以保存。

1945年初，部队进行整编，撤销了31军，将我们工兵连剩下约一个排兵员调到46军188师扩编为工兵连，我升任上尉副连长。在美国的帮助下我们的待遇得到提高，每月吃到45斤大米，3000元伙食费，并装备有新式武器，师部驻有美国派驻的联络组，准备实施大反攻了。当部队经过容县时我还专门约见了凤卿和素卿妹妹，当时凤卿在容县做小生意，素卿在当地医院工作。我们的部队负责向南进攻，光复了廉江县后准备再进攻遂溪县，8月15日晚上，我们工兵连正准备破坏遂溪县马鞍山的铁丝网时，枪炮声突然全部停了下来，原来日本天皇已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我们胜利了。

海南受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军亊委员会命令46军开赴海南岛接受日军投降。当地航运部门为我们在广州湾〔现在叫湛江〕征集了十多艘驳船，全军步行到徐闻县登上驳船，浩浩荡荡向海南岛进发，我们在海口市秀英港登陆，在海口我们举行了入城仪式，海口市民夹道欢迎我们，入城队伍从中山路经博爱北、博爱南走去，两旁店铺从楼上吊下长长的鞭炮，响个不停，烟雾弥漫，入城仪式好威武。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到达海南后，海南民众为表达感激之情，凡买卖不特依照往日价格，没有提高，间也有以自己出产品降低价值者，以示敬军。令人欣慰的是，第四十六军的将士们却往往按照原本的价格购买，甚至时常多付一部分钱。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海南大地上，军队与民众之间达成的这种默契，无不让人体会到人性的温暖。

当时海南岛地区被划入第二受降区，该区由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受降主官。受降仪式主会场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投降仪式上，海南岛日军指挥官肥厚大佐脸色苍白、神情恍惚，与其他侵华日军头目一道低下了傲慢的头颅。此时，总兵力达13.7万人(其中海南警备府49400人)的侵琼侵粤日军被迫放下武器，就地集结，等待向中国军民缴械投降。

我们四十六军负责接受海南岛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投降。受降仪式在海口市的日本兵营里，因为得到了美国的援助，我军的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士兵穿上了胶鞋，我们已经不再是草鞋兵了，但与装备精良的日军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不知道日本的海军陆战队是出于礼节还是有意向我们示威，在操场上他们穿载着崭新的军服，列着整齐的队形迎接我们的到来，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整齐的队形，我们外表上虽然显得寒酸，但是我们士气高昂，因为我们是胜利者，而日军在整齐的队列中仍然无法掩盖因战败而留露出来的沮丧。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海南警备府长官、海军中将佐贺启次郎投降时向我们的代表交出海军军刀，并向我军交出日军人员和武器的清单。

投降的日本正规军和日本侨民总共5万多人，如何管理和遣返这些俘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没有参与管理战俘的工作，我们188师随后调往榆林港附近的嘉積圩驻防，但我见到与我同村的李嗣会，他毕业于黄埔十六期，属于编余的军官，这时分配他负责管理战俘的工作，据他说这时的日本兵已经成为过街老鼠，曾经多次发生民众追打俘虏兵的事件，为防止再发生同样的事件，我方只好把俘虏兵关闭在俘虏营里保护起来，遣返战俘的工作一直进行了一年多才把他们全部遣返回国。

黎锡芬录音整理20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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